现代环境法基本理念的伦理诠释

屈振辉


【摘 要】当代环境危机的加剧导致了现代环境法的产生，但现代环境法的真正形成却是基于现代环境伦理中的某些特殊理念。现代环境法发轫于现代环境伦理，其理念与现代环境伦理的理念之间具有许多相通之处。本文试图通过已经比较成熟的环境伦理理论研究现代环境法的基本理念，从而揭示出二者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
【关键词】现代环境法 现代环境伦理 理念 逻辑联系

理念是进行一切理论研究的起点，它最初仅是一个哲学范畴。在西方哲学史上，众多哲学家都先后从不同的角度对理念进行过不同的阐述[1]。时至近代，理念的哲学内涵被逐渐泛化成为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的代称，这就为理念被引入各个学科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法学是兼顾法的现实（应然）和理想（实然）的现代科学，它对后者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对理念的关注之上。法的理念是对法的应然规定性的理性认识，它必须借助思维的高度抽象才能得以实现，对它的探究也因而颇具哲学韵味。现代各部门法都非常重视对自身理念进行研究，其中尤以现代环境法表现的最为明显。在一般法律部门之中，法先于法的理念而出现，后者是对前者的归纳和抽象；但在现代环境法之中，法的理念[2]却先于法而形成，后者是对前者的演绎和展开。这种特殊关系使得现代环境法极为重视对自身理念的研究，这一研究也因此更具有极其浓重的哲学色彩。与众多法律部门相同，现代环境法的理念也要通过一系列的价值判断来表达；但这种价值判断却极为特殊——它在通过环境伦理的诠释之后具有许多独特之处。本文正是基于以上认识，试图通过已经比较成熟的环境伦理理论研究现代环境法的基本理念，从而揭示出二者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
一、环境秩序
秩序是人类价值理念中的古老范畴，古今中外众多学者都对其进行过论述。尽管它们的具体表述各不相同，但都普遍认为秩序即意味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秩序是人类进行一切活动的必要前提，人们必须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秩序之中。秩序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区分为很多种类，但本文着重研究的是其中两对分类，即社会秩序与自然秩序、道德秩序与法律秩序。人类对前一种分类的认识同样久远，但相对自然秩序而言，人类更为重视社会秩序。人类社会的历史表明，凡是建立了政治或社会组织的地方都建立了社会生活的有序模式，而道德和法律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有效机制亦得以普遍确立，是为后一种分类。法律旨在创设一种符合伦理正义的社会秩序，以促进人类价值的实现；而伦理道德则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合乎法律秩序的前提必须在伦理道德中探寻。但无论是道德秩序还是法律秩序，在现代以前都被仅限在社会秩序领域而并未深入到自然秩序领域。当人类社会进入现代阶段，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迫使人类不得不重视自然秩序问题，而这种重视首先就是从道德秩序开始的。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促使了人类环境保护意识的产生，人们以这一意识为基础建构起来的社会规范就是环境伦理。对人类而言，井然有序的生态环境是一种普遍的价值追求，而环境伦理正是这种价值追求的直接产物，它一经产生便内含了秩序的理念。环境伦理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思考，环境秩序的产生离不开环境伦理的理论支撑。人类是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他们的各种活动都必须遵循生态规律并受其支配。自然环境拥有不依赖人于而独立存在的内在价值，人们在充分享受利用自然环境的权利的同时，也应当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保护自然环境的重任[3]。在这种权利与义务之间难免会存在着矛盾，而这也正是导致各种环境危机产生的根源，它是无法通过传统的社会秩序加以解决的。这就意味着必须建立起一种能将自然和社会很好结合并能凌驾于其上的秩序，专门用以协调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这就是环境秩序。环境秩序所指的并非仅是一种自然秩序，而是包括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在内的一种复合秩序。这种秩序具有人与其他物种以及人与整个生态环境和谐、有序的两重含义，其实质要求是要保持人与自然之间合乎规律的正常状态。任何物种出于其生存和发展本能都能自发地维护本物种的内部秩序，但人类却能在其意识指导下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创造和选择，通过维护社会秩序来维持整个自然环境的秩序，而这同样需要运用道德和法律等社会控制手段，环境道德秩序和环境法律秩序也因此形成。在环境秩序的维护过程中，环境道德秩序是环境法律秩序的产生渊源，它以“应然”的价值指令把社会生活引向理想层次，使人们在立法时总是将关爱自然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追求蕴于法律之中[4]，从而构成了环境法律秩序的基础。现代环境法所追求的是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秩序理念，它最初源自于以环境伦理为构造基础的环境道德秩序；而它的确立又为环境道德秩序的确立提供坚强的后盾，从而成为了环境秩序的有效实现形式。
二、环境正义
在人类社会中，正义与偏私是对孪生兄弟，二者相伴相生、形影不离。正义与偏私的共存具有长期性，只要现实中还存在着后者，人们就不会放弃对前者的追求。人们无时不在追寻着正义，但却始终未弄清其确切含义，以至于有人认为“正义有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可随心所欲地呈现出极不相同的模样”[5]。正义在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有所显现，最主要的是体现在法律之中。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只有法律正义。正义无论就其本义还是就其沿革而言都不仅限于法律领域之内，在法律正义之外还普遍存在着道德正义。道德正义是一种个人美德或是对人类的需要的一种合理、公平的满足，而法律正义是一种通过创制和执行法律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其行为而形成的理想关系[6]。道德正义先于、大于和高于法律正义。为保障正义的切实实现，道德正义必然要向法律正义转化，而环境正义的发展正遵循了这一轨迹。人们对环境正义问题的关注，最先是由环境因素引发的社会不公正，特别是由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环境保护中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等所引发的[7]。而这正应验了罗尔斯的理论,“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8]。但我们对环境正义的理解却不能仅限于此。环境正义的出现虽然对环境伦理提出了挑战，但环境伦理对环境正义的影响也不可否认。环境伦理将正义的范畴从代内之间拓展到代际之间并进而被引入人与自然之间，主要强调了环境权利与义务在后两者之中的合理分配问题。自然资源是为人类所共享但又不独享的财富，它必然要在代内、代际与种际之间进行分配，而环境正义正是对这三种分配的方式与结果是否公正、合理的判断。环境正义的实质是有关分配的正义，其核心在于要求实现自然资源在当代人之间、异代人之间和不同物种之间分配的公正和合理，因而它在构成上包括了代内正义、代际正义与种际正义等三个层面。代内正义要求代内的所有人在利用自然资源和享受良好环境时，都应毫无差别的平等享有权利并合理承担义务。代际正义的实质是自然资源利益上的代际分配问题，即自然资源利益上的代际共享[9]。种际正义则将人类视为自然界的一员，要求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自然成员，在享有生态利益与承担生态责任上都应当平等；尤其是强调人类与自然界进行利害交换时，必须遵循生态规律，与其他物种共享资源，并受到自然公平的约束[10]。环境伦理的产生先于现代环境法，环境正义在后者产生之前就已以道德正义的形式存在了，它为后来以法律正义形式出现的环境正义奠定了基础。“理性的立法者们总是依据道德正义来制定法律，道德正义成为他们的法律原则的起点和支点”[11]。在国家的立法活动过程中，环境正义的伦理主张为国家法律的规定所确认，从而完成了从伦理理念到法律理念的转变，现代环境法的环境正义理念得以正式形成。
三、环境安全[12]
安全的本意是指主体对预期利益或既得利益能够持续、稳定存在或当然实现的心理期望。它虽然是为法所普遍追求的重要价值理念，但其具体表述却因法律部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如它在公法中主要是指国家统治、管理的稳定有序，在私法中主要是指市民人身、财产的不受侵犯。人类社会自进入近代以来，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使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干预能力显著增强且极度膨胀，以至足以对整个生态系统构成威胁从而成为巨大的潜在危险，环境安全的理念正是以此为背景而得以显现的。环境安全主要是指保持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处于良好或不受不可恢复的破坏的状态，保障一切自然事物不受突发性外力破坏而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以防止因环境质量状况恶化、自然资源日趋枯竭而导致的发展能力削弱和社会秩序紊乱[13]。传统部门法也注重安全问题，但其关注对象始终较为狭窄，仅限于个人、社会等领域，至多不过扩展到国家领域；而现代环境法却其将关注的对象扩大到人类甚至整个生态环境领域，从而超越了以往任何法律安全理念的范围。这种超越表面看似是法律自身发展的产物，但究其本源它却是环境伦理理念演进的结果。不正当的人类行为是众多严重影响环境安全因素中的最主要者，它的形成恰是由于人类关爱自然的道德观念缺失所致，因而“现代环境危机的实质是人性的危机”[14]。既然人是影响环境安全的主要因素，那么解决问题的关键也必然在人的自身中寻找。绝大多数的环境风险是由人类行为的失控所致，人类要摆脱它以实现环境安全，必须首先从道德价值取向的角度检讨其对自然的态度、规范其对自然的行为。作为从伦理视角为环境保护之依据进行诠释的道德理论，环境伦理的产生表达了人类试图运用道德力量控制自身行为、实现环境安全的期望。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为中介，环境伦理借助善恶、正邪、荣辱等范畴和标准实现了其对环境安全的道德控制。而与此同时，环境伦理承认资源的代际有限和自然的内在价值，要求人类在活动时必须考虑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承认和尊重自然和其他生命存在。在环境伦理的视野里，安全不再仅限在人域之内，而是被扩大到整个自然领域，成为一种特有的价值理念即环境安全。与其他安全问题相比，环境安全不仅具有整体性、不可逆性、长期性和全球性等特点[15]，而且更具有终极决定意义——离开了环境安全，任何安全都将不复存在。鉴于环境安全如此重要，它亦被现代环境法确认为其重要的价值理念。环境安全是法律安全价值体系的基石，离开了环境安全而谈论其他任何安全都将毫无意义。对环境安全的关注并非始于法律产生之时，而是环境伦理观念嬗变的结果。只有得到环境伦理的理论支持，环境安全才能成为现代环境法的价值理念，或者说环境安全的伦理内涵是其法律含义的理论基础。
四、环境效益
效益是效果和利益的合称，其泛指一切行为所产生的有效结果。它原是经济学领域里的术语，主要是指产出与投入之比的最大化；法学研究中也经常涉及这一概念，其意指法律实施的现实结果与目标期望之比的最大化。作为现代环境法中的特有价值理念，环境效益是上述两重含义的统一。人类在自然资源利用中的低效率是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生态和谐又是他们所普遍希望的生活目标，前一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后一目标的实现。以上矛盾的存在使现代环境法始终高度重环境视效益问题，并将其作为实施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17]。传统部门法对效率的关注主要限于经济领域，其重点在于合理分配权利、义务以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而现代环境法对效率的关注则扩大至生态领域，它所追求的是其在实施过程中所取得的合目的性、合社会需求、合乎生态规律要求的有益效果。相比传统部门法而言，现代环境法更为重视生态效益，并确立了其在整个效益体系中的优先地位。导致这一转变的因素众多，环境伦理便是其中之一。效益是社会中最重要的一项美德[16]，人们对它的探讨也必然与伦理有关。对环境伦理不甚了解的人普遍存在着这样的误区，即认为环境伦理与提高效率完全背道而驰，讲求前者必然阻碍后者。不可否认，在环境伦理的诸多流派中，确实存在着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要求停止发展经济以保护环境的一派主张，但这并非环境伦理的主流。环境伦理所反对的并不是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而是忽视自然资源价值且毫无限度的利用方式。“生态环境伦理问题也是一个经济伦理问题”[17]，环境伦理不可能也不应该规避效益问题。但“效益”一词的内涵在环境伦理与经济伦理中毕竟有所不同：在前者中不仅包含着对后者的追求，而且更包含着对社会整体效益和整个生态效益的追求。在环境伦理领域里，环境效益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复合体。三者的位阶逐级递进，生态效益在其中不仅属于最高部分、处于优先地位，而且还是其他各项效益得以实现的基础。当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发生冲突时，应当首先考虑生态效益，决不能以牺牲生态效益为代价来换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人类的各项活动只有符合生态规律的基本要求，才能真正获得和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环境伦理对环境效益的重视也影响到了现代环境法领域。在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三者的关系问题上，普遍存在环境优先、经济优先和可持续发展等三种理论模式。环境伦理领域里对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相协调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合理性的充分论证，促使现代环境法最终选择了第三种理论模式，并将其确认为首要基本原则。
现代环境法的价值理念体系非常庞复杂，文中表述碍于篇幅有限尚不深入、全面。加之理论界对某些价值理念的界定仍有分歧（如环境民主究竟属于理念还是原则），某些价值理念之间的界线尚不明显（如环境公平、环境公正与环境正义），笔者碍于学识有限不便妄加揣测。但应当指出的是，现代环境法的整个价值理念体系是有机统一的整体，每个价值理念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内在逻辑联系。在这个价值理念体系中，环境安全、环境正义和环境效益分别属于首要价值、根本价值和基本价值[18]，而这些价值的实现都离不开良好环境秩序的存在。这些基本价值理念从其规律上讲，是对现代环境法本质的抽象和概括；从其目的上讲，是现代环境法价值构成、价值标准、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反映。对现代环境法的研究当然不能仅限于价值理念层次，但这将不可否认地成为我们日后对现代环境法的研究深入原则、制度层次的理论基点，现代环境法无论是其原则还是其制度都无不是其基本理念的展开。
[1] 参见汪劲.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0-21.
[2] 现代环境法的理念源自现代环境伦理,它最先与其说是一种法的理念, 还不如说是一种伦理的理念,即环境伦理的理念.
[3] [美]罗尔斯顿著、杨通进译.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
[4] 李建华.法治社会中的伦理秩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49.
[5] [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52.
[6] [美]庞德著、沈宗灵译.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73.
[7] 王韬洋.“环境正义”——当代环境伦理发展的现实趋势[J].浙江学刊,2002,(5),174.
[8] [美]罗尔斯著、何怀宏等译.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
[9] 陈泉生.可持续发展与法律变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17.
[10] 杨方.道德正义和法律正义[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4),17.
[11] 郑少华.生态主义法哲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70-171.
[12] 本段写作部分参考了罗正南.伦理调控——保障生态安全的重要手段[D],硕士学位论文.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4,12.
[13] 周辉、陈泉生.环境法理念初探[J].时代法学,2004,(2),63.
[14] 曹孟勤.人性与自然:生态伦理哲学基础反思[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大学出版社,2004,139.
[15]
[17] 王秀红.效率与公平——论环境法价值的冲突与协调[J].广西社会科学,2005,(7),61.
[16] 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17.
[17] 黎尔平、张新蕊.生态环境伦理问题也是一个经济伦理问题[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9,5.
[18] 参见郭炯.论环境法的价值取向[M],甘肃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

摘要：《合同法》对合同成立和生效分别作出了明确规定。合同成立是指合同当事人就合同主要条款达成了协议。而合同生效是指当事人订立的合同得到法律的认可，依法发生法律效力。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两者之间既有紧密联系又有本质区别。虽然一般情况下合同成立时生效，但合同成立显然不等于合同生效，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各有不同的法律要件。
关键词：合同成立 合同生效

我国原合同方面的法律均未明确区分和规定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实践中也未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加以区别。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对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分别给予详细具体规定，明确区分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
一、合同成立
合同成立是指合同当事人就合同主要条款达成了协议。《合同法》第25、32、33、36、37等条款针对不同情况，就合同成立分别作出了规定。原则上“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但除口头合同外，合同成立的具体情形主要有：第一，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当事人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是合同成立；第二，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订确认书。合同自签订确认书时成立。第三，实际履行时合同成立。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盖章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合同成立。
二、合同生效
合同生效是指当事人订立的合同得到法律的认可，依法发生法律效力。关于合同生效，根据《合同法》规定，主要情形有：第一，自合同成立时生效。绝大多数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是一致的；第二，批准、登记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自批准、登记时生效。第三，条件成就时生效。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第四，期限届至时生效。当事人对合同生效约定附期限的，自期限届至时生效。
绝大多数情况下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是一致的，即自成立时生效，但并非都是一致的，合同生效的第二至第四种情况与合同成立显然不一致。如合同的批准或登记，当事人签订的合同须经有关部门批准或者登记，合同才能生效。换句话说，有关部门的批准或登记是合同的生效要件。在此情况下，合同成立在前，生效在后。如果合同未经批准或者登记，尽管当事人就合同条款达成了协议，但不管当事人意志如何，合同并不能生效。
特别值得探讨的是，合同须经批准或者登记才生效的情形，实务及理论界对《合同法》第44条第2款“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长期存在误解。对此，必须注意以下情形：第一，必须是法律、行政法规对此所作的规定，而不是部门规章、地方法规作出的规定；第二，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即一方面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登记”作为合同的生效要件，合同未经登记仅仅成立而不生效；另一方面，法律行政法规明确了合同生效的时间，即“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的文句。如果法律、行政法规虽然规定合同需经批准或登记，但未明确规定合同“自登记之日起生效”，那么该批准或登记就不是合同生效或有效要件。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53条规定：“房屋租赁，出租人和承租人应当签订书面租赁合同，约定租赁期限、租赁用途、租赁价格、修缮责任等条款，以及双方的其它权利和义务，并向房产管理部门登记备案。”第三，某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登记制度并非合同登记，而是物权性登记，即该类登记为合同标的物所有权或其它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而不是合同本身的生效或有效要件。事实上，司法实践及理论对有关登记制度及合同效力的误解多数集中在此方面，将该类物权登记往往与合同生效或有效相混为一谈。《物权法》第23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因此，诸如《土地管理法》第12条、《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60条第3款等规定的登记属于物权权属变更登记，而不是合同生效登记。对于房地产等买卖合同，登记与否对合同本身是否生效、是否有效不产生任何影响，登记仅仅关系到所有权、使用权等转移效力。
三、合同成立与生效的区别
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两者之间既有紧密联系又有本质区别。虽然一般情况下合同成立时生效，但合同成立显然不等于合同生效，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各有不同的法律要件。合同成立仅是合同当事人就合同条款达成了协议，只要合同当事人就合同主要条款达成协议，合同即告成立。合同成立反映的是当事人的意志，解决的是合同是否存在的问题，强调的是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和合同订立过程的完成（即要约和承诺的完成）。对于已成立的合同是否有效，对当事人是否有约束力，则是合同生效制度所要解决的问题。合同生效则是就当事人所订立的合同依法发生法律效力，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合同生效制度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即国家对合同关系的肯定或否定。合同成立后，并不意味着合同当然生效。合同能否发生法律效力，不为合同当事人意志所决定，只有符合生效条件的合同于合同生效后，才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而不符合生效条件的合同尽管已经成立，对当事人仍不具有法律约束力，违法的合同则根本不可能生效。法律约束力主要表现在：（1）合同当事人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一方当事人也有权要求另一方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2）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否则可能构成违约。（3）当事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除法律规定可以免除责任外，违约方应承担违约责任。
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是否相同，有无区别，不是一个纯理论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当事人因订立合同而形成的权利和义务能否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如果二者不一致，合同虽成立但未生效，当事人不必履行合同，继而不存在违约责任等。如果合同成立等于合同生效，当事人应全面履行合同，否则就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我国原有立法以及司法实践，由于未区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因而也未区分合同不成立与合同无效，由此产生了一些问题。如将已成立但未生效的合同，一律按无效合同处理，因而产生大量的无效合同，致使合同当事人订立合同的目的落空，即不利于当事人，也不利于市场经济。另外由于未区分合同不成立与合同无效，故将合同不成立作为无效合同对待，而合同无效与合同不成立的法律后果完全不同。在合同不成立的情况下，有过错的一方当事人应根据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即《合同法》第 42 条规定，承担民事责任。在合同被确认无效的情况下，依据无效合同的法律规定，不仅产生民事责任，如赔偿损失等，而且过错方依法可能要承担行政责任，如追缴财产，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区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从而区分合同不成立与合同无效，对司法实践具有十分重要意义。
四、《合同法》第8条规定之探讨
值得探讨的是《合同法》第8条之规定。该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笔者认为，第8条之规定是将合同成立制度以合同生效制度加以规定，从而否定了《合同法》第44、45、46 条等有关合同生效的法律规定，也因此混肴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既然合同成立后即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并不得擅自变更和解除，那么有关合同生效的法律规定就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和意义。但正如上面所述，只有生效的合同才对合同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虽成立但未生效，对当事人并无约束力，亦自然不存在合同变更或解除。
既然《合同法》已明确区分并分别规定了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那么，第8条之规定与有关合同成立及合同生效之规定显然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也使得合同成立与合同生效的法律规定的作用和意义被第8条之规定一笔勾销。从合同法全部内容看，该条所要表明的意思，事实上已在《合同法》第四章、第五章、第七章等等相关章节作了详细规定。因此笔者认为，第8条之规定不但无任何积极意义，反起消极影响。为解决理论上特别是实践上的理解与适用不一，避免引人误解，给司法实践造成混乱，应当删除第8条，至少应作适当的修改。

注意参考文献：
①王利明 崔建远 《合同法新论 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王家福主编《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 1991年版。
③陈安生主编 《涉外经济合同的理论与实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
④王利明 崔建远 《合同法新论 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本文发表在《商场现代化》2009年第11期

作 者： 王德山，男，汉族， 1963年12月生，河南西华县人，
法学硕士，副教授
单 位： 首都经贸大学法学院
作 者： 姜晓林，女，1983年8月生，汉族，山东日照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民商法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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