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所附的〈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的修正议定书〉》和《〈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公约〉附加议定书》的决定

1998年8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批准《〈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所附的〈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的修正议定书〉》（修正的第二号议定书）和《〈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附加议定书》（第四号议定书）。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所附的《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的修正议定书》


（修正的第二号议定书）

第一条：修正议定书
特此修正《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公约》”）所附的《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的议定书》（第二号议定书）。经修正的议定书的案文如下：
“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的修正议定书（修正的第二号议定书）
第一条 适用范围
1.本议定书针对的是本议定书中界定的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的陆上使用，其中包括为封锁水滩、水道渡口或河流渡口而布设的地雷，但不适用于海洋或内陆水道中反舰船雷的使用。
2.本议定书除适用于本公约第1条所指的情况外，还应适用于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共有的第3条中所指的情况。本议定书不适用于内部骚乱和出现紧张局势的情况，例如暴乱、孤立和零星的暴力行为和其他性质类似的行为，因为它们不属于武装冲突。
3.如果缔约方之一领土上发生并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每一冲突当事方应遵守本议定书的禁止和限制规定。
4.不得援引本议定书中的任何条款影响国家主权或影响政府通过一切正当手段维持或重建国家的法律和秩序或维护国家统一和国家领土完整的职责。
5.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均不得援引本议定书的任何条款作为借口，直接或间接干涉武装冲突或干涉其领土上发生武装冲突的缔约方的内部事务或对外事务。
6.如果冲突当事方不是接受本议定书的缔约方，则本议定书条款对此种当事方的适用不应对其法律地位或对有争议领土的法律地位造成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改变。
第二条 定义
为本议定书的目的：
1.“地雷”是指布设在地面或其他表面之下、之上或附近并设计成在人员或车辆出现、接近或接触时爆炸的一种弹药。
2.“遥布地雷”是指非直接布设而是以火炮、导弹、火箭、迫击炮或类似手段布设或由飞机投布的一种地雷。由一种陆基系统在不到500米范围布设的地雷不作为“遥布地雷”看待，但其使用须依照本议定书第5条和其他有关条款行事。
3.“杀伤人员地雷”是指主要设计成在人员出现、接近或接触时爆炸并使一名或一名以上人员丧失能力、受伤或死亡的一种地雷。
4.“诱杀装置”是指其设计、制造或改装旨在致死或致伤而且在有人扰动或趋近一个外表无害的物体或进行一项看似安全的行动时出乎意料地发生作用的装置或材料。
5.“其他装置”是指人工放置的、以致死、致伤或破坏为目的、用人工或遥控方式致动或隔一定时间后自动致动的包括简易爆炸装置在内的弹药或装置。
6.“军事目标”就物体而言，是指任何因其性质、位置、目的或用途而对军事行动作出有效贡献并在当时的情况下将其全部或部分摧毁、夺取或使其失效可取得明确军事益处的物体。
7.“民用物体”是指除本条第6款中界定的军事目标以外的一切物体。
8.“雷场”是指范围明确的布设了地雷的区域，“雷区”是指因为有地雷而具有危险性的区域。“假雷场”是指象雷场却没有地雷的区域。“雷场”的含义包括假雷场。
9.“记录”是指一种有形的、行政的和技术的工作，旨在将有助于查明雷场、雷区、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位置的一切可获得的资料记载于正式记录中。
10.“自毁装置”是指保证内装有或外附有此种装置的弹药能够销毁的一种内装或外附自动装置。
11.“自失效装置”是指使内装有此种装置的弹药无法起作用的一种内装自动装置。
12.“自失能”是指因一个使弹药起作用的关键部件（例如电池）不可逆转地耗竭而自动使弹药无法起作用。
13.“遥控”是指在一定距离之外通过指令进行控制。
14.“防排装置”是指一种旨在保护地雷、构成地雷的一部分、连接、附着或置于地雷之下而且一旦企图触动地雷时会引爆地雷的装置。
15.“转让”是指除了包括将地雷实际运入或运出国家领土外，还包括地雷的所有权和控制权的转让，但不包括布设了地雷的领土的转让。
第三条 对使用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的总的限制
1.本条适用于：
（a）地雷；
（b）诱杀装置；和
（c）其他装置。
2.按照本议定书的规定，每一缔约方或冲突当事方对其布设的所有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负有责任，并承诺按照本议定书第10条的规定对其进行清除、排除、销毁或维持。
3.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使用设计成或性质为造成过度杀伤或不必要痛苦的任何地雷、诱杀装置或其他装置。
4.本条所适用的武器应严格符合技术附件中针对每一具体类别所规定的标准和限制。
5.禁止使用装有以现有普通探雷器正常用于探雷作业时因其磁力或其他非接触影响引爆弹药而专门设计的机制或装置的地雷、诱杀装置或其他装置。
6.禁止使用装有一种按其设计在地雷不再能起作用后仍能起作用的防排装置的自失能地雷。
7.禁止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是为了进攻、防卫或报复——针对平民群体或个别平民或平民物体使用适用本条的武器。
8.禁止滥用适用本条的武器。滥用是指在下列情况下布设此种武器：
（a）并非布设在军事目标上，也不直接对准军事目标。在对某一通常专用于和平目的的物体如礼拜场所、房屋或其他住所或学校是否正被用于为军事行动作出有效贡献存有怀疑时，应将其视为并非用于这一目的；或
（b）使用一种不可能对准特定军事目标的投送方法或手段；或
（c）预计可能附带造成平民死亡、平民受伤、民用物体受损坏，或同时造成这三种情况，而其损害的程度超过预期的具体和直接的军事益处。
9.位于城市、城镇、村庄或含有类似平民集聚点或平民物体的其他区域内的若干个明显分开的、有别于其他物体的军事目标，不得作为单一军事目标看待。
10.应采取一切可行的预防措施，使平民不受适用本条的武器的影响。可行的预防措施是指考虑到当时存在的一切情况、包括从人道和军事角度考虑后所采取的实际可行的或实际可能的预防措施。这些情况包括但不仅限于：
（a）雷场存在期间地雷对当地平民群体的短期和长期影响；
（b）可能的保护平民措施（例如竖立栅栏、标志、发出警告和进行监视）；
（c）采用替代手段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和
（d）雷场的短期和长期军事需要。
11.可能影响平民群体的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的任何布设均应事先发出有效的警告，除非情况不允许。
第四条 对使用杀伤人员地雷的限制
禁止使用不符合技术附件第2款中规定的可探测性的杀伤人员的地雷。
第五条 对使用除遥布地雷以外的杀伤人员地雷的限制
1.本条适用于除遥布地雷以外的杀伤人员地雷。
2.禁止使用适用本条的不符合技术附件中的自毁和自失能规定的武器，除非：
（a）此种武器布设于受到军事人员监视并以栅栏或其他方式加以保护的标界区内，以确保有效地将平民排除在这一区域之外。标记必须明显和耐久，必须至少能为将要进入这一标界区的人所看见；以及
（b）在放弃这一区域前将此种武器清除，但将这一区域移交给同意负责维护本条所要求的保护物并随后清除此种武器的另一国部队的情况除外。
3.只有在因敌方的军事行动而被迫失去对这一区域的控制从而无法继续遵守以上第2款（a）和（b）项的规定的情况下，其中包括因敌方的直接军事行动而使其无法遵守这些规定，冲突当事方才无须继续遵守这些规定。该当事方若重新取得对这一区域的控制，则应恢复遵守本条第2款（a）和（b）项的规定。
4.一冲突当事方的部队若取得对布设了适用本条的武器的区域的控制，应尽可能维持并在必要时建立本条所要求的保护措施，直到此种武器被清除为止。
5.应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防止未经许可移走、磨损、毁坏或隐藏用于确立标界区周界的任何装置、系统或材料。
6.如属下述情况，适用本条的以小于90度的水平弧度推动碎片而且布设于地面或其之上的武器，其使用可不受本条第2款（a）项所规定措施的限制，但最长期限为72小时：
（a）位于布设地雷的军事单位的紧邻区域内；且
（b）该区域受到军事人员监视，以确保有效排除平民的进入。
第六条 限制使用遥布地雷
1.禁止使用遥布地雷，除非此种地雷按照技术附件第1款（b）项予以记录。
2.禁止使用不符合技术附件中的自毁和自失能规定的遥布杀伤人员地雷。
3.禁止使用除杀伤人员地雷以外的遥布地雷，除非在可行的情况下此种地雷装有有效的自毁或自失效装置并具有一种后备自失能特征，按其设计当地雷不再有助于放置地雷所要达到的军事目的时可使地雷不再起地雷的作用。
4.可能影响平民群体的遥布地雷的任何布设或投布均应事先发出有效的警告，除非情况不允许。
第七条 禁止使用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
1.在不妨害适用于武装冲突中的有关诈术和背信行为的国际法规定的前提下，禁止在任何情况下使用以任何方式附着于或联结在下列物体上的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
（a）国际承认的保护性徽章、标志或信号；
（b）病者、伤者或死者；
（c）墓地或火葬场或坟墓；
（d）医务设施、医疗设备、医药用品或医务运输；
（e）儿童玩具或其他为儿童饮食、健康、卫生、衣着或教育而特制的其他轻便物件或产品；
（f）食品或饮料；
（g）炊事用具或器具，但军事设施、军事阵地或军事补给站的此种用具除外；
（h）明显属于宗教性质的物体；
（i）构成民族文化或精神遗产的历史古迹、艺术品或礼拜场所；或
（j）动物或其尸体。
2.禁止使用伪装成表面无害的便携物品但专门设计和构造成装有爆炸物的诱杀装置或其他装置。
3.在不妨害第3条规定的前提下，禁止在地面部队未进行交战或未有迹象显示即将交战的任何城市、城镇、村庄或含有类似平民集聚点的其他区域内使用适用本条的武器，除非：
（a）此种武器布设在军事目标上或其紧邻区域内；
（b）已采取使平民不受其影响的保护措施，例如派设岗哨、发出警告或竖立栅栏。
第八条 转让
1.为促进本议定书的宗旨，每一缔约方：
（a）承诺不转让任何其使用受本议定书禁止的地雷；
（b）承诺不向除国家或经授权可接受此种转让的国家机构以外的任何接受者转让任何地雷；
（c）承诺在转让任何其使用受本议定书限制的地雷方面实行克制，特别是每一缔约方承诺不向不受本议定书约束的国家转让任何杀伤人员地雷，除非接受国同意适用本议定书；并且
（d）承诺确保根据本条进行的任何转让由转让国和接受国双方完全按照本议定书的有关规定和适用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准则行事。
2.如果一缔约方宣布它将按照技术附件的规定推迟遵守有关使用某种地雷的具体条款，则本条第1款（a）项仍应适用于此种地雷。
3.在本议定书生效之前，所有缔约方将不采取任何与本条第1款（a）项不符的行动。
第九条 记录和使用关于雷场、雷区、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的资料
1.关于雷场、雷区、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的所有资料均应按照技术附件的规定予以记录。
2.冲突各方应保存所有此种记录，并且应在现行敌对行动停止之后立即采取一切必要和适当的措施，包括利用此种记录，保护平民不受雷场、雷区、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的影响。
同时，它们应向冲突的对方或各方和联合国秘书长提供关于不再为它们所控制的区域内由它们布设的雷场、雷区、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的所有此种资料；但有一项条件：在对等的前提下，如冲突一方的部队在敌方领土内，任何一方均可在安全利益需要暂时扣发的限度内不向秘书长和对方提供此种资料，直到双方均撤出对方领土为止。在后一种情况下，一俟安全利益许可即应提供暂时扣发的资料。在可能情况下，冲突各方应设法经由相互协议争取尽早以符合每方安全利益的方式发放此种资料。
3.本条不妨害本议定书第10和第12条的规定。
第十条 排除雷场、雷区、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及国际合作
1.在现行敌对行动停止之后，应按照本议定书第3条和第5条第2款立即清除、排除、销毁或维持所有雷场、雷区、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
2.各缔约方和冲突各方对其控制区域内的雷场、雷区、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负有此种责任。
3.对于一当事方布设在已不再由其控制的区域内的雷场、雷区、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该当事方应在其准许的限度内向本条第2款所指的控制该区域的一方提供履行此一责任所必需的技术和物资援助。
4.在一切必要情况下，各当事方应努力在相互之间以及酌情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就提供技术和物资援助、包括在适当时采取履行此项责任所必要的联合行动达成协议。
第十一条 技术合作与援助
1.每一缔约方承诺促进并应有权参加与本议定书的执行和清除地雷手段有关的设备、物资以及科学和技术资料的尽可能充分的交换。特别是，各缔约方不应对出于人道主义目的提供清除地雷设备和有关技术资料施加不应有的限制。
2.每一缔约方承诺向联合国系统内建立的关于清除地雷的数据库提供资料，特别是关于清除地雷的各种手段和技术的资料，以及与清除地雷有关的专家、专家机构或本国联络点的名单。
3.有能力这样做的每一缔约方应通过联合国系统、其他国际机构或在双边基础上为清除地雷提供援助，或向联合国清除地雷援助自愿基金捐款。
4.缔约方的援助请求连同充分有关的资料可提交给联合国、其他适当机构或其他国家。此种请求书可提交联合国秘书长，而联合国秘书长应将其转交所有缔约方和有关国际组织。
5.如果向联合国提出请求，联合国秘书长可在其现有资源的范围内采取适当步骤，对情况作出评估，并与提出请求的缔约方合作，确定为清除地雷或执行议定书适当提供援助。联合国秘书长也可向各缔约方报告任何此种评估的结果以及所需援助的类型和范围。
6.在不妨害其宪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各缔约方承诺开展合作和转让技术，以促进本议定书有关禁止和限制规定的实施。
7.为求缩短技术附件中规定的推迟期，每一缔约方有权酌情寻求并接受另一缔约方在必要和可行的情况下就除武器技术以外的具体有关技术提供的技术援助。
第十二条 旨在免受雷场、雷区、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影响的保护
1.适用
（a）除本条第2款（a）项（一）目所指部队和特派团之外，本条仅适用于经在其领土上执行任务的缔约方同意在一区域内执行任务的特派团。
（b）如果冲突当事方不是缔约方，则本条的规定对此种当事方的适用不应对其法律地位或对有争议领土的法律地位造成任何明示或默示的改变。
（c）本条的规定不妨害为依本条执行任务的人员提供更高程度保护的现有国际人道主义法或适用的其他国际文书或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定。
2.维持和平及某些其他部队和特派团
（a）本款适用于：
（一）根据《联合国宪章》在任何区域内执行维持和平、观察或类似任务的任何联合国部队或特派团；以及
（二）根据《联合国宪章》第八章建立的在冲突区域内执行任务的任何特派团。
（b）每一缔约方或冲突当事方如经适用本款的部队或特派团的首长要求，应：
（一）尽其所能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此种部队或特派团在其控制下的任何区域内不受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的影响；
（二）必要时，为有效保护此种人员，尽其所能排除该区域内的一切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或使其丧失杀伤力；并且
（三）向部队或特派团首长告知该部队或特派团执行任务区域内的一切已知雷场、雷区、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的位置，并在可行的情况下向该部队或特派团首长提供其所掌握的关于此种雷场、雷区、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的所有资料。
3.联合国系统人道主义特派团和实情调查特派团
（a）本款适用于联合国系统的任何人道主义特派团或实情调查特派团。
（b）每一缔约方或冲突当事方如经适用本款的特派团的首长要求，应：
（一）为特派团人员提供本条第2款（b）项（一）目规定的保护；并且
（二）为使特派团人员能安全前往或穿越特派团执行任务所必须前往或穿越的在其控制下的任何地点：
（aa）如知悉有安全路径通往该地点，则将此路径告知特派团首长，除非正在进行的敌对行动有碍于此；或
（bb）如不按（aa）分目提供指明安全路径的资料，则在必要和可行的情况下清出一条穿越雷场的通路。
4.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特派团
（a）本款适用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经所在国同意、根据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适用的《附加议定书》执行任务的任何特派团。
（b）每一缔约方或冲突当事方如经适用本款的特派团的首长要求，应：
（一）为特派团人员提供本条第2款（b）项（一）目规定的保护；并且
（二）采取本条第3款（b）项（二）目规定的措施。
5.其他人道主义特派团和调查特派团
（a）在不适用以上第2、第3和第4款的情况下，本款适用于在冲突区域内执行任务或为冲突受害者提供协助的下列特派团：
（一）国家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或其国际联合会的任何人道主义特派团；
（二）公正的人道主义组织的任何特派团，包括任何公正的人道主义扫雷特派团；以及
（三）根据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适用的《附加议定书》建立的任何调查特派团。
（b）每一缔约方或冲突当事方如经适用本款的特派团的首长要求，应在可行的情况下：
（一）为特派团人员提供本条第2款（b）项（一）目规定的保护；并且
（二）采取本条第3款（b）项（二）目规定的措施。
6.保密
依本条提供的所有机密资料，其接受者应为之严格保密，未经资料提供者明示准许不得向有关部队或特派团以外的任何方面透露。
7.遵守法律和规章
在不妨害其可享有的特权和豁免或其任务要求的前提下，参加本条所指部队和特派团的人员应：
（a）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和规章；并且
（b）不从事任何与其任务的公正性和国际性不符的行动或活动。
第十三条 缔约方的协商
1.各缔约方承诺在有关本议定书实施的一切问题上彼此进行协商与合作。为此目的，应每年召开缔约方会议。
2.年度会议的参加应按商定的议事规则行事。
3.会议工作应包括：
（a）审查本议定书的实施情况和现况；
（b）审议各缔约方根据本条第4款提出的报告所引起的事项；
（c）筹备审查会议；
（d）审议各种保护平民不受地雷滥杀滥伤影响的技术的发展情况。
4.各缔约方应就任何下列事项向保存人提出年度报告，而保存人应在会议前将报告分送所有缔约方：
（a）向其武装部队和平民传播有关本议定书的资料；
（b）清除地雷和善后重建方案；
（c）为满足本议定书的技术要求而采取的步骤和任何其他有关资料；
（d）与本议定书有关的立法；
（e）就国际技术资料交换、就清除地雷方面的国际合作以及就技术合作与援助而采取的措施；以及
（f）其他有关事项。
5.缔约方会议费用应由各缔约方和参加会议工作的非缔约国按适当调整的联合国会费分摊比额表分摊。
第十四条 遵守
1.每一缔约方应采取一切适当步骤，包括立法及其他措施，以防止和制止其管辖或控制下的个人违反本议定书或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领土上违反本议定书。
2.本条第1款所指的措施包括为了确保对违反本议定书的规定在与武装冲突有关的情况下故意造成平民死亡或严重伤害的个人进行刑事制裁和将其绳之以法而采取的适当措施。
3.每一缔约方还应要求其武装部队发布有关的军事指令和作业程序，并要求武装部队人员接受与其任务和职责相称的培训，以期遵守本议定书的规定。
4.各缔约方承诺通过双边方式、联合国秘书长或其他适当国际程序彼此进行协商与合作，以解决在本议定书条款的解释和适用上可能产生的任何问题。
技术附件
1.记录
（a）应按下列规定对除遥布地雷外的地雷、雷场、雷区、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的位置进行记录：
（一）应准确说明雷场、雷区以及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的布设区相对于至少两个参考点座标的位置，并说明此种武器的布设区相对于这些参考点的估计范围；
（二）制作地图、图表或其他记录时，应标明雷场、雷区、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相对于参考点的位置，这些记录也应标明它们的周界线和范围；
（三）为了探测和清除地雷、诱杀装置和其他装置，地图、图表或其他记录应载有关于所布设的所有此种武器的类型、数量、布设方法、引信类型和有效期、布设的日期和时间以及（可能有的）防排装置的完整资料及其他有关资料。凡可行时，雷场记录应标示出每枚地雷的确切位置，但对于行列雷场，标示出每行的位置即可。对布设的每一诱杀装置的确切位置和运作机制应分别予以记录。
（b）应以参考点（通常以区角点）座标具体说明遥布地雷的估计位置和区域，并应尽早作出实地勘察，在可行的情况下留下标记。所布设地雷的总数和类型、布设日期和时间以及自毁期限也应记录下来。
（c）应尽可能由足以保证记录安全的指挥级别保存记录的副本。
（d）禁止使用本议定书生效之后生产的地雷，除非以英文或有关国家语文作出含有如下信息的标记：
（一）原造国名称；
（二）生产年月；以及
（三）序列号或批量号。
标记应尽可能可看见、可判读、耐久和耐受环境作用的影响。
2.关于可探测性的规定
（a）1997年1月1日之后生产的杀伤人员地雷应在其构造内含有某种材料或装置，以便能用现有普通地雷探测技术设备探测并可产生相当于8克或8克以上的一整块铁所产生信号的响应信号。
（b）1997年1月1日之前生产的杀伤人员地雷应在其构造内含有或在布设之前以不易去除的方式附着某种材料或装置，以便能用现有普通地雷探测技术设备探测并可产生相当于8克或8克以上的一整块铁所产生信号的响应信号。
（c）一缔约方若确定它不能立即遵守（b）项的规定，可在其通知同意受本议定书约束时宣布它将推迟遵守（b）项，推迟期自本议定书生效算起不超过9年。其间，它应在可行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使用不符合此规定的杀伤人员地雷。
3.关于自毁和自失能的规定
（a）所有遥布杀伤人员地雷均应设计并构造成在布设后30天内未能自毁的有效雷不超过所有有效雷的10%，每枚地雷均应具有后备自失能特征，按其设计和构造与自毁装置相结合在布设后120天仍有地雷作用的有效雷不超过所有有效雷的1‰。
（b）在本议定书第5条所界定的标界区以外使用的所有非遥布杀伤人员地雷应符合（a）项的自毁和自失能规定。
（c）一缔约方若确定它不能立即遵守（a）和/或（b）项的规定，可在其通知同意受本议定书约束时宣布，对于本议定书生效之前生产的地雷，它将推迟遵守（a）和/或（b）项，推迟期自本议定书生效算起不超过9年。
在此推迟期内，该缔约方应：
（一）承诺在可行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使用不符合有关规定的杀伤人员地雷；并且
（二）对于遥布杀伤人员地雷，遵守自毁规定或自失能规定；对于其他杀伤人员地雷，至少遵守自失能规定。
4.雷场和雷区的国际标志
应使用类似于所附示例的标志并按照如下规格标出雷场和雷区，以确保平民能看到和认出这些标志：
（a）尺寸和形状：三角形或正方形，三角形的底边不应小于28厘米（11英寸），斜边不应小于20厘米（7.9英寸）；正方形的边长不应小于15厘米（6英寸）；
（b）颜色：红色或橙色，框以黄色反光周边；
（c）符号：附件中所绘出的符号，或其他类型的符号，但须在竖立标志的地区很容易辨认出此一符号标明了危险区；
（d）文字：标志中应含有本公约六种正式语文（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之一及当地所用语文中的“地雷”一词；
（e）间隔：竖在雷场或雷区周围标志的间隔应足以确保平民从任何一点靠近该区域时都能看到。”
附件（图略）
第二条：生效
本修正议定书应按照《公约》第8条第1款（b）项的规定生效。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附加议定书


第一条：附加议定书
以下议定书应作为第四号议定书附于《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
“关于激光致盲武器的议定书（第四号议定书）
第一条
禁止使用专门设计以对未用增视器材状态下的视觉器官，即对裸眼或戴有视力矫正装置的眼睛，造成永久失明为唯一战斗功能或战斗功能之一的激光武器。缔约方不得向任何国家或非国家实体转让此种武器。
第二条
缔约方在使用激光系统时应采取一切可行的预防措施，避免对未用增视器材状态下的视觉器官造成永久失明。这种预防措施应包括对其武装部队的培训和其他切实措施。
第三条
属军事上合法使用激光系统包括针对光学设备使用激光系统的意外或连带效应的致盲不在本议定书禁止之列。
第四条
为本议定书的目的，‘永久失明’是指无法挽回的和无法矫正的视觉丧失，此种视觉丧失为严重致残性且无恢复可能。严重致残相当于用双眼测定视敏度低于20/200斯内伦。”
第二条：生效
此项议定书的生效应按公约第5条第3款和第4款的规定办理。




本案中学校应否承担侵权责任
——对一起在校学生人格权纠纷案件的评析

—— 唐 胜 刘海涛 ——


［内容提要］教师以检查为名对女学生实施猥亵行为，其行为因与该教师的职务具有内在关联，故应认定学校以积极的方式侵权。此外，从不作为侵权的角度来看，同时学校也因其怠于履行其对学生的法定保护义务而构成侵权，故应承担侵权责任。

［关键词］执行职务行为 法定保护义务 过错推定


［案情］B原系某初级中学（以下简称C校）121班班主任老师，A亦在该班就读。2000年12月29日中午午休时，B发现A与校外男青年交往，即以此为由将A带到校教师办公室欲进行教育，后见校办公室有人，又以不方便为由将A带到自己在学校的住房内进行教育。在教育过程中，B问及A是否有“越轨行为”（即指与他人发生性关系），A否认后，B即要求对A的身体进行检查，A因不愿接受检查而哭泣，B遂以该校曾发生过的刘X未婚先孕事件为例①对其进行“开导”。后A微微撩开上衣，B即上前对A的胸部进行了抚摸。A回到教室后，趴在桌上长时间哭泣，在同学的追问下才将事情经过讲出。
事发后，A即退学，B被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后调往偏远乡镇任教。A被猥亵的事实亦已为当地部分群众知悉。2001年3月19日，A的法定代理人以B、C校为共同被告，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两被告向A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抚慰金2万元。在诉讼过程中，B当庭向原告方表达了其歉意。而C校以“B的行为超越职权，不能认定为执行职务行为”为由拒绝赔偿。C校并提交了其1999年以来部分文件、会议记录，意图证明其多次在下属教师中开展了师德教育，因而对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
［审理］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B作为人民教师，理应为人师长，忠实履行好职责。但其违背社会公共道德，以检查为名，对原告身体隐私部位进行猥亵，该行为致使原告因其人格尊严的圆满状态遭受损害而感受到巨大精神痛苦。且原告被他人猥亵的事实被众人知悉后，亦造成社会对其评价降低。对上述损害后果，被告B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被告B的行为系基于个人私欲而实施，不能认定为被告C校的职权行为，故原告要求被告C校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在审理过程中，被告B已就其侵权行为对原告造成 损害向原告方表示了道歉，应视为被告B已经向原告实际承担了其赔礼道歉的责任。此外，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应依照侵权人的过错、侵权的手段、后果及侵权人的经济能力等确定。综上，法院遂作出判决：1、由被告B赔偿原告A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2、驳回原告A要求被告C校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各当事人均未提出上诉。

［对本案判决的检讨］
诚如梁慧星先生所言，“现代社会，人格被视为人的最高价值，人格利益被视为人的最高利益，人格之尊重为现代人格运动的目标和基本观念”，因而，“二战以后民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即是强化对人格权的保护”。②本案判决虽囿于现行法律规定，而对原告的权益以“人格尊严”这样一个上位概念所界定，但其实指却是原告基于其性纯洁的圆满状态和不受侵犯所享有的权益。③就这一意义而言，本案判决所体现出的对公民人格权外延的拓展，无疑顺应了民法发展的潮流，在我国的司法实务中亦极具开拓性。但本案中被告C校所扮演的角色其实同样颇值关注，显然，法院 回避了C校对在校学生的法定保护义务，并将被告B的行为认定为个人行为，进而判决驳回了原告A要求C校承担责任的主张。在笔者看来，正是这一判断的错误，导致了本案诸多遗憾之处。
一、学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两种思考进路
为了解决具体案件，我们首先必须获得作为裁判大前提的既定法规范。本案中原告针对被告C校的主张可以概括为“C校应当承担侵权责任”，④故而我们“找法”的活动应当限定在侵权法领域。由于侵权行为法的归责原则即是具体侵权行为规范的统帅和灵魂，又是侵权行为法规范适用的一般准则，因而对这一问题的判断首先应当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适用问题着手。显然，本案应当排除出公平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⑤，而只能依照过错责任原则（包含过错推定原则）归责。而关于过错责任归责的一般规定，可见于《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损害结果的发生系由教师B所直接实施的行为导致，因而C校在两种情形下可能构成民法学意义上的过错：1、教师B的行为依法归属于C校，故可认为C校以作为的方式侵权；2、C校违反其法定的作为义务而构成不作为方式的侵权。由此，我们对于本案的思考遂得以从以下两条进路出发：
1、教师B的行为系执行职务行为
C校作为事业单位法人，其所属工作人员执行职务中致人损害所导致的责任，可定义为法人工作人员致害责任。⑥通常认为，该种责任的构成要件有如下4个：（1）法人的工作人员须有执行职务行为，且该行为违反法律或悖与公序良俗；（2）法人的工作人员的行为造成了客观的损害后果发生；（3）法人的工作人员的行为须与损害事实有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4）法人及其工作人员主观上须有过错。应当注意的是，其中法人的主观过错要件系指法人本身的过错，而非其工作人员有过错即已足，且法人的过错通常说应以过错推定原则归责。即损害事实发生便可依此推定法人主观上具有过错，法人亦可举证证明自己无过错而免责。
于本案而言，B教师作为C校所聘任的教师，其所实施的对A的猥亵行为明显违反法律规定，且有悖于公共秩序和公共道德，该行为直接导致了原告A的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后果发生，并且，教师B的行为是以行使其班主任老师的职权名义实施的，那么，教师B的行为是否系执行职务行为呢？
当然，就本案的分析可知，C校对于B教师的行为并无积极的指示，而B教师实施猥亵行为显然是出于其满足个人私欲的动机。但是，B教师实施其猥亵行为，利用了其作为班主任老师这一职务所提供的便利和机会，且自始至终均是以执行职务的名义实施。于是，就B教师的这一借用职务机会的行为是否应归为侵权法上的“执行职务行为”而言，其关键即系于该行为是否与B教师的职务具有内在关联，笔者认为，对此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分述之：（1）B教师所实施的行为发生对学生在校期间，其地点在B教师在学校的住房内。应当认识到，上述时间、地点均属教师职权延伸的时间、空间范围。且该猥亵行为是B教师在对A进行所谓“教育”的过程中实施的。显然，B教师充分利用了其执行职务所形成的便利机会，并且该种机会的利用对于猥亵行为的顺利实施至关重要。（2）A作为未成年人，其班主任老师有义务对A的身心健康施以必要的督促，引导和管理教育。就这一意义而言，A作为学生，其个人私事乃至一定的行为自由均在某种程度上从属于教师职权的支配。学生在通常情形下对其老师均具有信任意识和心理上的依赖感，并且此种信任意识和心理上的依赖感亦是基于教师教育管理学生的需要而产生并在其中不断被强化。此外，学生往往不敢违背老师的指旨，担心会因此遭致不利后果。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对老师的畏惧、服从意识在本案中体现得至为明显⑦。不能想象，如果一个陌生人对A实施此种猥亵行为，A会表现得如此驯从和软弱。因此可以说，B教师所实施的猥亵行为与其教师职权具有极为紧密的关联。（3）反对将B教师的猥亵行为认定为执行职务行为者，一个重要的理由即在于：B的行为超越职责，且该点为A所明知。当然，仅就B的主观认识或者就一般人的通常观念而言，教师是无权对女学生实施身体检查的。但由此即推广到A亦明知，则未免有些武断。我们认为一个医生对异性病人实施检查是正当的，但一名教师对异性学生实施身体检查为何不那么正当呢？这中间的实质性差别恐怕成年人亦难以清楚地阐明。那么依学生A的生活经验自然更加难以区别⑧。在B实施猥亵行为时，A感到了屈辱，感到自己的权益被侵害。但这种侵害是否有正当理由，在A却未必知晓。可以说，正是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综合前述两点原因，A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顺从，这也使得B的行为得以顺利实施。
因此，笔者认为，B教师的行为系借用了其职务提供的机会，且与其职务具有内在的关联。因而应认定为执行 职务的行为。当然，如前文所述，即便是执行职务行为，也并不必然导致C校承担侵权责任的法律后果。这其中还应当有一个重要的要件，就是C校在选任、管理、监督工作人员上须得具有过错。C校如能证明其无过错即得免责。
二、C校违反了其对学生的法定保护义务
这样一个论断必然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即：C校对学生具有法定的保护义务。关于学校与未成年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可谓众说纷纭。有“教育合同关系”说，有“准行政关系说”，也有持“监护责任转移”说的。在这一片法律的空白地带择取任何一种学说并据以裁判，在现行司法观念下均显得可疑。但应当说，学校对未成年学生应负保护义务却已得到立法的明确承认。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实法细则》等法律中、法规中均有所规范，⑨作为民法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亦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⑩由此可见，C校对与在校学生人身安全有法定的保护义务，怠于履行该法定义务即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法人是不同于自然人的社会组织，其意志的形成和表达、行为的履行均赖于相应的工作人员。我们通常认为，学校对未成年在校学生的照料、保护是通过其所属工作人员即教师的行为而履行的，这其中学生的班主任老师无疑承担着最为重要的责任，在本案中即为教师B。本案中我们可以看到，教师B直接地实施了猥亵学生A的行为，当然就谈不上其会同时以班主任老师的身份尽到对学生的保护义务。事实上，在A面临权益遭受侵犯的危难时刻，她脱离了监护人的保护范围，却因为C校的不作为而陷入了孤立无助的境地。可见，从怠于履行作为义务的进路而言，C校具有明显的过错，并且这种过错与损害结果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正如前文所述，要求一名14周岁的女学生对“老师有没有权力检查我的身体”这一问题有明晰的认识，这至少在目前还显得苛刻。⑾可以说，学生A在这一领域内的认识能力类同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一点，亦足以为前述最高法院司法解释在本案的运用提供充分的论据。
三、对C校过错的分析及利益衡量
由上文可知，C校怠于履行其法定保护义务的过错几乎是显而易见的，故而本文亦不再赘述。但回到前述第一条进路，C校在其对B教师的选任、监督、管理上是否存有过错，则不免令人踌躇。诉讼过程中C校亦提交了其1999年以来的部分文件、会议记录，意图证明其多次在下属教师中开展了师德教育。这似乎足以构筑起C校得以免责的堤坝。但在笔者看来，这并不能证明C校已尽职尽责地履行了其义务。从事前防范的角度看，预防机制的构建不能仅着眼于对被监督对象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一些具体制度的规制比之单纯地依赖工作人员的内心约束更为有效，也更为必要。笔者注意到，针对近几年来教育部门中多次发生的教师猥亵、奸淫女学生事件，C校亦制订了如下纪律：男教师找女学生谈话要有第三者在场并不得关门，否则将给予行政纪律处分；教师不得在自己的住房内找学生单独谈话。但上述制度在C校却流于形式，成为徒具字面意义的规定。本案中，教师B极其自然地把A叫到自己的住房内，在无第三者在场的情形下对A单独地进行所谓“教育”，整个谈话过程中却并没有人就B教师这种违反纪律的行为提出异议，甚至A、B亦觉得并无不妥。因而，我们姑且不论C校在选任教师上的过错，单从制度约束的意义上看，C校亦可被认为存有无法推卸的过错。
所谓过错，是指行为人未尽自己应尽和能尽的注意而违反义务，因而为法律所不容认的行为意志状态。它有两个基本的要求即：符合过错责任原则的基本精神且具有实践中的可操作性。⑿行文至此，笔者意识到，自己对本案例的思考其实是一开始就设立了一个判断并以之为前提，继而通过在这一前提下的找法活动为C校设定了“C校应当制订和严格执行一些具体的制度来防止类似事件发生”这样一个谨慎义务。当然这种找法行动符合侵权行为法遏制和补偿的功能性追求。但是否存有偏见呢？也许对C校上述义务的理解是对其过于苛严的要求？
对裁判结果的检讨于是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利益的衡量，因为“法是为解决社会现象中发生的讼争而作出的基准，成为其对象的讼争无论何种意义上都是利益的对立和冲突。”⒀本案中C校较之学生A无疑居于强势地位，但这种强势地位并不必然能推导出C校就应负上过多的谨慎义务。但是我们应当看到，C校基于其强势地位，可以采取更多的手段，更有效地措施来积极预防类似不该发生的事件的发生。正如王卫国先生所言：“从侵权行为法的未来发展来看，刺激预防是法律控制的一个重要目标”。C校在预防能力和预防机会上的优势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它作出并执行“男教师找女学生谈话时需有第三者在场”之类的规定，并无负面影响，却能有效地减少类似事件的发生。况且，C校还能够通过将上述规定在学生中的宣传、教育，来赋予A这样的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和抵制侵权行为的能力——故而在笔者看来，对C校设定谨慎的注意和保护的义务不但是可行的，更有其必要性。
当然，从个案的意义上看，审判机关的判决实现了侵权行为法对A的补偿功能，就此点而言，似乎并不能说是有违公正。但法治其实也是“规则之治”。某种程度上，司法其实不仅在于解决纠纷，更通过其裁判确立或强调成为诸多规则。笔者遗憾地看到，该案判决实际上免除了C校在管理、预防上的应尽义务。这样一条规则的确立或许将使得教育部门在对学生的保护、在对教师的管理上采取更为冷漠的态度。这殊为遗憾。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我国江西省某校发生了一起惊天爆炸，死伤学生数十人。而在本文写作的过程中，南京市某幼儿园也燃起了汹汹火焰，十三条幼小的生命因此离开人间。作为一名法律职业者，我们必会对无辜者和他们的母亲、亲人寄予深切的同情。但在同情之外，法律似乎还应当作得更多。
（作者单位：邵东县人民法院）


注①：该校2000年上半年曾有一名女生刘X被发现未婚先孕，事件在当地引起较大风波并对C校声誉产生负面影响。
注②：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出版，第106页。
注③：杨立新将这种利益定义为“贞操权”。见《侵权法论》（下） 杨立新著，吉林人民出版社，第787—792页。
注④：由于本案原告所主张的是精神性损害赔偿请求权，故而可以排除违约责任折适用。
注⑤：公平责任原则应当适用于当事人对损害的发生均无过错的情形，无过错责任原则依照《民法通则》第106条第3款之规定，应当限定于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形。
注⑥：关于法人工作人员致害责任的概念、构成要件、归责原则，可参考《侵权行为法》 王利明、杨立新，法律出版社 第253—258页，《侵权法论》杨立新 吉林人民出版社 第390—401页，《民法学》彭万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第658—659页。
注⑦：上述现象是否应当在本文中笔者不予置评，但作为一种普遍的存在自应得到我们法律人的瞩目。
注⑧：我们可以看到在B提出检查的要求后，A首先是本能地产生抵拒情绪，然而，在B的“教育”下，及至后来“微微撩开上衣”。
注⑨：见《教育法》第二十九条、第四十九条、第八十一条、《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六、十七条。
注⑩：见该解释第160条，值得注意的是，该条款中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扩张的解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注⑾：或许通过一定努力，这样一种状况会在未来得到改善，但这种努力应当由谁作出呢？
注⑿：参见《过错责任原则——第三次勃兴》王卫国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出版 第250—253页。
注⒀：参见《民法解释学》修订版 梁慧星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 第3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