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价值及本土化

李鹏1
（华东政法学院 上海 200042）


内容提要：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国家对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又没有得到充分赔偿的被害人及其家属,通过法律程序给予一定物质补偿的制度。其理论基础在于公平正义理念之彰显，国家基于契约义务所产生的责任和公共福利的实现。我们应当在借鉴外国立法的基础上，构建一种既符合我们本土特点又具备先进理论框架支撑的被害人补偿制度的范式。
关键词：刑事被害人补偿；价值；本土化
On the value of Compensation of the
Criminal Victims and construction of our country

LI PENG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Abstract: The system of Compensation of the Criminal Victims is a nation gives Compensation to the Criminal Victims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 according to the legal procedure, because the victims were violated by criminal offence but did not get well compensatory。 Its theories foundation consists in the principle of the fair and justice, promoting the public welfares realize， it is also base on the contractual duty of a nation. We should draw lessons from foreign legislative foundations and set up a system of Compensation of Criminal Victims matching our na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have advanced theories frame。
Key words: Compensation of criminal victims; value; construction of our country

一、引言

自从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里亚在其光辉著作《犯罪与刑罚》一书中,首次呼吁罪犯的人权保障以来,关注犯罪人人权的思想家和学者不断涌现。最初强调罪犯人权有力破除了封建司法黑暗,使人权阳光普照大地。但此后维护刑事被告人的人权一直标领主流,被告人本位主宰着话语垄断地位。与此相反,刑事诉讼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却长期被大大地忽略了。随着二十世纪中叶犯罪被害人学的兴起和被害人要求刑事程序保护日见高涨，被害人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许多学者认为：在此之前刑事诉讼立法和理论研究重点是如何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而今后应赋予被害人平等防御权，使过于向被告人倾斜的天平恢复平衡[1] 从本质上来说,公正不应偏爱任何一方,原告和被告都不应受到过度的青睐或冷遇,诉讼双方应维系在均衡状态。将罪犯权利绝对化、极端化的观念无疑是非理性的,基于社会正义的考虑，犯罪行为不仅侵害了被害人权利更破坏了国家社会秩序稳定。减轻被害人的痛苦，矫正被破坏的正义，是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是公共福利的要求，也是正义的应有之意。同时国家没有有效地预防犯罪的发生和保护公民合法利益，应当承担对刑事被害人的损害补偿责任。所谓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国家对遭受犯罪行为侵害而又没有得到充分赔偿的被害人及其家属,通过法律程序给予一定物质补偿的制度。

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

法律本身蕴涵的价值指法律制度本身所弘扬的代表的全社会进步和全人类的福祉理念,诸如正义、自由和秩序等。我们所欲建构的制度也应当是良法，具有正义的本性，并体现对人性的要求和尊重，我们的制度才会真正具有生命力。犯罪被害人补偿制度矫正了被破坏的正义，符合理性的要求。其理论基础是基于公平正义的理念，国家的契约责任和公民的信赖利益，公共福利的需要。
1、公平正义的理念
古罗马法学家乌尔庇安首创的一个著名的正义定义为“正义乃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永恒不变的意志”。在罗马历史早期,西塞罗也曾把正义描述为“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人类精神取向”。“正义是衡量法律之善的尺度。”[2]正义本身乃是他者之善或他者之利益，因为他所为的恰是有益于他者的事情。[3]先哲亚里士多德关于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的范畴为各人应得的归于各人（suuuum cuique）的原则在政治行动和社会行动中进行检验指出了主要的检验领域。分配正义所主要关注的是在社会成员或群体成员之间进行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的配置的问题。当一条分配正义的规范被一个社会成员违反时,矫正正义便开始发生作用,矫正正义要求使受到破坏的不平等的境况回复到最初的平等状态中去。如果社会的一名成员侵犯了另一名社会成员的权利、特权和财产权，那么矫正正义就要求偿还属于受害者的东西或对他的损失进行补偿。美国法律哲学家埃德加·博登海默认为分配正义的意义不应只局限于无歧视,即人们应得到一种平等或不平等的相对地位,当政府未能提供安全与治安方面的基本保障时也可以认为是非正义的,为此发生的矫正正义就是国家也须为此承担一定的责任。
根据以上有关正义的理论,可以认为刑事被害人与普通公民一样是平等的,分配正义得到了体现。当刑事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时,其原有的平等地位遭到了破坏, 矫正正义就开始发挥其价值和功能,即破坏分配正义的社会成员应当为其破坏行为付出代价,并使被破坏的非正义恢复到的正义之状态，矫正正义的核心是适当地追究责任。在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后应当由犯罪人为其破坏性行为付出代价,即令其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及给予被害人经济赔偿,以便恢复被害人失衡的心理状态及弥补其经济上的损失。
德国犯罪学家汉斯·亨梯在其《论犯罪者与被害者的相互作用》一文中还提出犯罪者与被害者是互动的观点，此后的犯罪被害人学研究结论已经证实，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可以发生角色转换，并可以发生逆变。在自由民主社会中,政府应当确保任何人都获得不会低于某一最低收入来确使所有的人都得到保护并免遭残酷地剥夺。当被害人遭受到犯罪侵害后,如果无法从罪犯处得到适当的赔偿并陷入贫困境地时,其经济地位已处于一种不平等的状态中,“没有什么不平等的现象会像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一样导致如此大的怨恨,其它不平等的现象之所以不像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那样引发极大的怨恨只是因为它们被认为不是人为的结果。”[4]被害人经济状况的不平等状况，会导致其对犯罪人及其亲属和社会产生敌对和不满情绪, 可能会实施犯罪行为，导致逆变的发生即从被害者向犯罪者方向的转化，并且会招致刑事被害人及市民对包括刑事司法在内的法秩序的不信任感,进而削弱刑法的规制机能。[5 ]因此,国家应当给予被害人适当的补偿,以矫正被破坏的正义,抚平被害人失衡的心理,疏通其不满，减少犯罪的数量，防止逆变的发生，加速社会的净化和正义的实现。
2、国家的契约责任和公民的信赖利益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认为，每个人的力量和自由是他生存的主要手段，但为了使社会由一种自然状态过渡到另一种文明状态，人们就必须“寻找到一种结合形式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护卫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这种结合的形式即为国家。“尽管这些条款也许从来不曾为人所默认成公认的。这一公约一旦遭到破坏，每个人就立刻恢复了他原来的权利并在丧失约定的自由时，就又重新获得了他为约定的自由而放弃了自己的天然自由。”[6]公民个人依契约将自己的权利交给国家来行使，并形成对国家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预期，国家应保证这种预期不受破坏，政府对每个公民的命运有一视同仁的抽象责任。[7]国家必须切实保护人民的信赖利益和保证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如未尽到职责，则国家要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即公民如果遭侵权得不到补偿时，国家基于契约义务应予以补偿。在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由于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而蒙受损失处于劣势，公民的信赖利益也受损，国家应当按照契约责任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保护公民之信赖利益。同时国家作为垄断了暴力镇压和惩罚犯罪武器的公共权力机构，承担保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和抚慰人民疾苦的神圣职责。国家又不允许私刑之存在，不允许公民进行私力救济，其没有尽到防范并打击犯罪的义务，无辜公民因而遭到犯罪侵害蒙受损失，又不能通过公力救济的渠道从罪犯处获得适当赔偿时，国家自然应当对其损失给予赔偿。否则，国家与公民间的权利义务便处于失衡状态，国家也违背了自己的契约义务。
3、公共福利的要求
正义还有这样一种要求，即赋予人的自由、平等和安全应当在最大程度上与公共福利相一致。[8]公共福利的法律定义乃是一个特定社会在个人权利范围内接受法律调整的状况，反过来讲，如果这些权利遭到侵犯，那么这些法律就必须对他们进行保护的状况。[9]边沁指出：公共福利不能等同于个人愿望和个人要求的总合，而是构成此共同体的众多成员的利益总合.[10]一个社会在面对因形式机会与实际机会脱节而导致的问题时，会采取这样一种方法，即以确保基本需要的平等去补充基本权利的平等；[11]而这可能需要赋予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以应对生活急需状况的特权。社会福利由社会成员共同创造, 国家负有增进社会公共福利和确保公民基本需要平等的职责，某些社会成员的人身无辜遭到犯罪侵害时,国家理应运用社会福利机制予以救济，应当在个人权利与社会福利之间保持一种适当的张力。刑事被害人受到犯罪侵害之后,由于身体受到损害或财产受到损失,实际上处于不利的社会地位，有的甚至成为社会的底层，法律就必须对他们进行保护，公共福利救济程序应当及时启动,通过给予被害人补偿的形式予以援助，使其尽快摆脱不利境地。
三、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权的本土架构
在我国当前的法律话语体系及环境下，如何架构属于我们自己的知识体系与制度，如何用世界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问题，需要我们理性的分析与思考。我们不能仅仅从逻辑上提出一些看起来很美的制度，而不加以法律的实证分析与考量，中国现代化法治不可能是一套精密的文字法规加一套严格的司法体系，而是与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相联系的。[12]什么才是我们真正可欲的结果，要在本土资源的基础上建立起我们的法治，要注意到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中国当代人的社会实践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各种知识谱系及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我国被害人权利的缺失及矫正也需要认真研究我国本土资源的基础上加以完善，要构架出一种新的良好的被害人权利矫正范式。
考虑我国的本土状况，应立足国情量力而行，给予每一个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显然无法实现。应当确立以下原则：公平正义原则、损害和补偿均衡原则、赔偿为主补偿为辅原则。首先是资金的建立，专项国家赔偿基金的筹集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可以考虑通过国家税收、财政拨款、社会捐助、罚没收入、罪犯收缴的罚金等多种渠道建立，主要来源渠道可能来自于罪犯收缴的罚金和国家税收。补偿对象一般为自然人由于严重暴力犯罪和其他原因而使其生命、身体、精神、财产受到严重侵害且无法获得赔偿或充分赔偿。补偿条件可以限定为犯罪侵害为暴力犯罪案件，被害人无明显过错、身体或精神受到重大伤害，被害人无法获得足额赔偿，被害人同司法机关合作等。
可以在人民法院内部建立专门的被害人补偿委员会，设立专门的国家补偿基金，专款专用。补偿申请期限可以规定为2年，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犯罪行为侵害之日起计算。补偿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一般应考虑以下情形：(1)审查补偿请求报告。包括案件的详情,被害人的责任,犯罪人的责任,被害人与犯罪人可能存在的关系，被害人同司法机关的合作情况等。(2)审查医疗状况。包括伤害的部位及程度,实际支付的医疗费用 (3)查阅有关保险方面的规定,确定被害人是否可以从保险机构取得补偿及数额。(4)调查被害人是否取得其他方面的经济援助。(5)调查被害人个人经济收入情况。(6)调查该案的刑事及附带民事诉讼结果。自受理当事人申请之日起30日内，应当作出补偿决定或驳回申请决定，决定书一经送达则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对驳回申请的决定或者补偿决定的内容不服的，可以在决定书送达后15日内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决定书的执行。专项基金具体可由同级民政部门管理，赔偿委员会抄送补偿决定书后，基金管理部门应及时支付。补偿金额应综合考虑被害人实际遭受损失、补偿对象的生活状况、被害人过错程度、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及经济赔偿能力，当地的生活水平和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等因素，具体可以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标准来进行，以后随着经济发展逐年予以递增。
补偿申请不应当单一限定为刑事诉讼被告判决确定有罪后，只要被害人能够证明自己受侵害达到一定程度就可以申请国家补偿。可以考虑在被害人提出国家赔偿要求获得解决前，补偿委员会可先行向被害人提供部分应急贷款和部分费用。对于被害人是老弱病残、未成年人，国家应根据其生活来源情况予以适当补偿而不考虑责任大小，体现人道主义。如果被害人及其家属已经从其他途径获得了补偿，国家应只补偿其不足的差额。正如法国哲学家皮埃尔·勒鲁所言,“平等创造了司法和构成了司法”[13]通过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架构以矫正被破坏了的正义,平复被害人失衡的心理,使其恢复与其他社会成员平等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不至于因受害而陷入贫困潦倒的境地，有利于防止和避免被害人逆变,从而控制社会犯罪总量，建立起被害人对刑事司法的信任和稳定的预期,实现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衡平,

参考书目：
[1]榷桥隆幸.美国刑事程序中被告的作用[J].刑法杂志,29.2.
[2] E·博登海默[美].法理学-法哲学及其研究方法（邓正来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64.
[3]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4]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英].法律、立法与自由[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5 ]大谷实[日].犯罪被害人及其补偿(黎宏译)[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2).
[6]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7]德沃金[美].法律帝国[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8] E·博登海默[美].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99.
[9] Vera Bolgar: The Concept of Public Welfare [J].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1959.
[10]E·博登海默[美].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16.
[11]L.T.Hobhouse..The Elemntents of Social Justice[M]. New York 1992.112-115.
[12]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19.
论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

赵华栋

【作者简介】
赵华栋，山西民权律师事务所律师，法学硕士。联系电话：13834136500 ，E-mail：btbuzhd@163.com。

【内容提要】 本文主要通过对我国关于遗失物拾得制度民事立法现状阐述的基础上，分析了确立拾得人报酬请求权制度的必要性以及在这一制度具体实施中应当注意的一些问题。

【关键词】 遗失物 拾得 有偿 报酬请求权

【正文】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面……”，当我们许多人打小起就哼唱这首童谣时，就知道捡了东西要归还的道理。千百年来，把拾金不昧作为一项传统美德，就是这样在潜移默化中不断传承。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的物权法草案中规定了拾得人的费用和报酬请求权以及留置权。即第八十八条“拾得人有权向受领人请求支付因保管、返还、拍卖和变卖遗失物而支出的合理费用。拾得人有权请求受领人支付一定的报酬。受领人向拾得人支付的酬金由当事人协商确定，但最高不得超过遗失物价值的百分之二十。如失主已在其发出的悬赏广告中确定了酬金的，则不在此限。”第八十九条“拾得人在义务人支付费用和一定的报酬前，有权留置遗失物。”对于这些条款，在理论界引起很大争议。究竟我国要不要确立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制度，以及如何实施这一制度，是一个很有必要进行研究的问题。这也是本文的主要内容。

一、民事立法现状
目前，在我国民事立法上，规制遗失物拾得问题的就是《民法通则》第79条，该条2 款规定：“拾得遗失物、漂流物或失散的饲养动物，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与此相关的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若干意见》第94条，该条规定：“拾得物丢失、毁损，拾得人没有故意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拾得人将拾得物拒为己有，拒不返还而引起诉讼的，按照侵权之诉处理。”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的物权法草案是我国首次立法对拾金不昧者进行经济补偿。现行的民法通则只是规定，因拾得遗失物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
我国《民法通则》现行规定的本意是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拾金不昧的公共道德。这一规定建立的基础是我国民事立法中，将市民社会的自然人与政治国家的公民混为一谈。法律显然拔高和夸大了现代市民社会中人的思想意识觉悟程度，忽略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对利益的要求，并由此对人的行为提出了统一的不恰当的法律要求。现行制度使拾得人没有归还的动力，倒有引导拾得人占有拾得物的消极作用。这一点只要对我国立法稍加分析便可知晓。

二、要不要确立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制度
（一）、我们信奉的“传统”美德是否真的存在过？
反对拾得人享有报酬请求权的最有力的理由在于，我国提倡拾金不昧的道德风尚，而且《民法通则》第7条又确认了尊重社会公德是我国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因此赋予拾得人报酬请求权既不符合拾金不昧的传统美德，也与我国民法基本原则相悖。
其实，从“拾金不昧”的语意来说并未拒绝遗失人给付一定的报酬，我国古代也并非一概不给予报酬。
首先，从“拾金不昧”的语意来说，《辞海》、《辞源》、《康熙字典》上均无“拾金不昧”这一词条。根据《新华词典》可查到，拾金不昧是指拾到金钱或财物不隐藏，“昧”即隐藏之意。《现代汉语词典》对拾金不昧的解释是：捡到钱物不隐藏起来据为己有。可见，拾金不昧仅指拾到金钱或财物后不隐藏而已，并不指拾到金钱或财物后，在失主认领遗失物时拾得人不得收取一分报酬。
其次，在古代拾金而昧同样要受到处罚，拾金不昧也并非不给予报酬。据《易经》可知，早在西周初期，凡得到遗失的牛、马、羊、奴隶或遗失的其他财物，应呈报有关机关，负有返还义务，同时可从失主处领补偿金。《尚书。费誓》曰：“马牛其风，臣妾捕逃，无敢越逐，诋复之，我商赉汝。乃越逐不复，汝则有常刑”。即捕到遗失的马牛和逃跑的奴隶，不能拒为己有，要如数归还失主，如此可得到酬金，否则要受到处罚。据明律《户律。钱债》规定：“凡得遗失物，限5日内送官，官物还官，私物召人识认，于内一半给与得物人充赏，一半给还失物人。如30日内无人识认者全给。限外不送官者，官物坐赃论，私物减二等。其物一半入官，一半给主。”可见，明朝法律赋予拾得人以遗失物的50%作为报酬，拾得人可附条件地取得遗失物所有权。清朝的作法与明朝类似，清律户律钱债门得遗失物条载，“凡得遗失物之人，限五日送官，官物尽数还官，私物召人认识，与内一半给与得物人充赏，一半还失物之人，如三十日无人认识者，全给。”即便到了清末的《大清民律草案》也未例外，该草案第1033条规定：“拾得遗失物人依特别法令所定，取得其所有权。”1925年的北洋政府《民国民律草案》直接援用《大清民律草案》关于遗失物的规定。1929年11月30日公布的《中华民国民法》物权编（即第三编），规定拾得人的权利和义务，其第805条规定了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第807规定了拾得人附条件取得遗失物所有权的权利，现在，这些规定在台湾继续有效。
第三、民众一般都认为“拾金不昧”是传统美德，这是一个极大的误会。其实，拾金不昧的要求并不高，它只是要求拾到东西后不要隐藏私占就行了，这一低层次的要求正是所有权的弹性力所致。在古代，拾金不昧是法定的要求，拾金而昧的人在古代甚至要被定罪。在外国，拾金而昧还可能会构成侵占罪，外国人并不认为拾金不昧（不隐藏私占）是一种美德，而认为是拾得人的法定义务，其法律一般都明文规定拾得人负有报告、招领、返还的义务。而在我国，却把拾金不昧视为一种传统美德。把法律义务当成美德是社会心态不正的一个表现，大家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杀人的权利，我们负有不杀人的义务（杀人是犯罪行为），如果有一天我们把“不杀人”当成美德，那么我们的社会肯定是一个极不安全的社会了。我国民众把“拾金不昧”当成美德，那为什么不把“不杀人”当成美德呢？其实，杀人比拾金而昧的社会危害性要大得多。若硬要说是，那么按规定交罚款也是一种美德，罪犯被执行死刑就更是一种传统美德了，这显然是荒谬的。
由此可见，我们所信奉的“传统”美德并没有真的存在过。
（二）、确立遗失物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
经济学上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最大化，最大化被看作是每个经济行为体的目标，拾得人也将追寻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在无偿归还的规定下，拾得人选择不归还的结果是最有利的，要么全得要么不得，他不会有什么损失；在有偿归还的规定下，他就有很大可能选择归还，因为他面临的形势是要么肯定得一部分要么全部失去，他没有多少理由拒绝有把握的利益。就失主而言，给予拾得人报酬尽管会造成一点损失，但与有可能全部失去相比要划算。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个人所有的动产再也不限于一般的个人生活日用品了，随身携带的物品价值万贯并不稀奇。就社会利益而言，确立遗失物拾得人报酬请求权也是有益的，减少了规避法律的现象有助于维护法律尊严，减少了产生诉讼的可能性，有助于社会的稳定。从博奕学的角度看。遗失人支付报酬换来了物归原主；拾得人拾而有奖励，他更愿意去拾取。彼此之间的合作对双方都有利，属于正值交易，双方都可依据拾得人报酬请求权的规定分享合作剩余。
综上可见，拾得人报酬请求权有其经济上的合理性。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阻碍了人们获得应有的经济机会，这必然会引发新的制度形式的产生。据此，拾得人报酬请求权必然会产生。
（三）、确立遗失物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是符合国际立法潮流的。
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对拾得人权利义务的规定都是对立统一的，即在规定遗失物拾得后归还义务和违者承担民事、刑事责任的同时，也规定了失主应付酬的义务，即拾得人获酬的权利。
德国民法典关于遗失物拾得问题的规制相当详细，从第965条到第984条规定了涉及拾得人的通知、保管、交付义务以及责任范围、拾得人的费用、报酬请求权等多方面内容。其中分别以专条规定了费用及报酬请求权。第971条规定，“拾得人可以要求受领权利人支付拾得人的报酬。拾得物的价值在一千德国马克以下的，其报酬为该价值百分之五，超过此数的，超过部分按百分之三计算，动物，为价值的百分之三。”可见，该法典赋予了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即在立法上规定了失主付酬的制度。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对遗失物拾得问题作了规定，与德国民法典相比要简明得多。该法第805条规定，“（1）遗失物拾得后六个月内，所有人认领者，拾得人或警署或自治机关，于揭示及保管费受偿还后，应将其物返还之。（2）前项情形，拾得人对于所有人，得请求实物价值十分之三之报酬。”显见，该条规定之效果与德国民法典第970、971条规定的效果基本相当。
日本则制定了单行的《遗失物法》，对拾得人的酬劳金作了具体规定。第4条规定：“（一）受物件返还者，应将不少于物件价格百分之五，不多于物件价格百分之二十的酬劳金给付于拾得人。但是，国库或其它公法人，不得请求酬劳金。（二）有第10条第2款的占有时，受物件返还人应分别将前款规定的酬劳金的二分之一，给付于拾得人及占有人。”
英国规定：付酬是该项遗失物的百分之十。
法国民法典中虽未规定此项权利，但却通过时效取得、占有取得制度提供了拾得人取得拾得物所有权的机会。就是说均未片面强调失主的利益，强制要求拾得人无偿归还，而是为拾得人利益留下了一定的法律空间，进而刺激拾得人归还拾得物，实际上也维护了失主的利益。我们在创制和发展自己的法律规则时，如果对外国相似的规则凝结成的经验财富视而不见或不加利用，那将是不明智的，“接受外国法律制度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国家性的问题，而是一个简单明了的符合目的和需要的问题……只有傻瓜才会因为金鸡纳霜不是在自己的菜园里长出来的而拒绝用它。”
确立遗失物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变无偿为有偿，是符合当今社会的实际道德水平的，况且权利人可以放弃自己的权利，法律并不禁止拾得人自愿无偿返还遗失物，故在法律中承认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并不影响其发扬“拾金不昧”的精神。确立遗失物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也符合经济学原理，此种做法有利于促使拾得人归还遗失物。就遗失人而言，给予拾得人报酬尽管会使其财产遭受损失，但相对于全部失去来说，还是利大于弊的。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个人所有的动产再不限于一般的个人生活用品了，随身携带的物品价值高昂并不希奇。就社会利益观之，确立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减少了规避法律的现象，从而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也降低了产生诉讼的可能性，故有助于社会的稳定，因此也是有益的。

三、这一制度具体实施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
（一）、关于报酬数额
报酬数额是遗失物拾得人报酬请求权的重要内容，亦是相关立法不可或缺的部分。各国及地区在立法上基本上是以比例加以规定，而不固定具体数额，增强了法的适应性。但在比例数额规定上不尽一致，德国民法典第971条规定，“拾得物的价值在一千马克以下者，其报酬为百分之五，超过此数部分，价值百分之三；关于动物为价值的百分之三。”日本遗失物法第4条规定，“受物件返还者，应将不少于物件价格百分之五，不多于物件价格百分之二十的酬劳给付于拾得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805条规定，“拾得人对于所有人，得请求其物价值十分之三之报酬。”笔者认为，报酬比例数额应综合考虑经济发展状况、社会习惯等确定之，既不能过低，使拾得人觉得返还不划算，也不能过高，使失主的权益受到损害，应在拾得人与失主间寻找利益平衡点，使双方的利益在最大可能程度内实现。拾得物为金钱或经拍卖变为金钱时，即可按金额相应比例计算，如拾得物为金钱以外之物，以原物返还时，则应估价依比例计算。如拾得物为种类物且系可分物时，亦可依价格比例以物作为报酬。遗失物价值难以衡量，如有感情价值的照片、书信、有证明价值的证书或其他的仅对失主有价值而对拾得人价值不大的，可以要求有受领人支付适当数额的酬金。“适当”应参照给付义务人的资力、身份、地位、其感情程度等因素决定物品的价额，并以此确定报酬的数额。
（二）、关于悬赏金额
如失主在物遗失后以悬赏广告寻找，而广告中所允诺之报酬与法定报酬有出入时，应认为两项请求权并存，但拾得人系因一个行为同时取得两项请求权，而且均以遗失物归还失主为现实目的，所以拾得人只能择一行使，而不能同时行使。酬金不明，不影响悬赏广告的法律效力，如“必有重谢”、“当面酬谢”等。根据诚实信用、公平原则，行为人因自己付出劳动有权获得报酬。同时，应斟酌指定行为的内容、性质、完成该指定行为所需劳力及费用、交易惯例及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双方在广告完成之后，合意决定报酬。若酬金大于费用的，酬金可以包容费用。
（三）、关于报酬请求权的限制
所谓报酬请求权的限制，是指依法规定某些拾得人不得享有遗失物拾得报酬请求权。这主要包括以下两种情况：
第一、由于职责所在，某些拾得人享有报酬请求权将有悖于弘扬高尚道德，故各国立法均有对此施加限制者。如日本遗失物法规定，公法人不得请求酬劳金（第4条），德国民法典规定，公立机关或为公共交通服务的交通机构的公务员在工作场合拾得遗失物时，不得请求报酬（第978条）；瑞士民法典第722条第3款规定：住房、承租人或公共场所管理机关在其住宅内或在其管理的公共场所拾得遗失物，无拾得报酬请求权。笔者认为，在我国立法上亦应对遗失物拾得报酬请求权进行限制，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规定。有维护公众财产安全义务的公民在执行职务过程中拾得遗失物不得享有报酬。这些拾得人的根本任务在为人民服务，因此无取得报酬之理。如公安机关性质有维护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义务，如其有报酬请求权显然不当。
第二，没有尽归还拾得物的相关义务的拾得人不享有取得报酬的权利。拾得人侵占遗失物，违反应尽的义务如通知、报告、保管、交付义务，或有其他违法行为的，丧失费用补偿请求权、报酬请求权。
（四）、关于报酬请求权的放弃。
请求报酬既为一种权利，权利当然可以放弃，在现实生活中，拾得人无偿将遗失物归还失主的情况也是有的，此种行为应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