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1988年5月2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1988年5月28日公布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会议的召开
第二章 议案的提出和审议
第三章 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
第四章 质 询
第五章 发言和表决
第六章 会议使用的语言和文字
第一条 根据宪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参照全国人大常委会议事规则，结合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的实践经验，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议案、决定问题，应当充分发扬民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第一章 会议的召开
第三条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每两个月至少举行一次，有特殊需要的时候，可以临时召集会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由主任召集并主持。主任可以委托副主任主持会议。
第四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必须有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出席，才能举行。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除因病或者其他特殊原因请假的以外，应当出席会议。
第五条 主任会议拟订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草案，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决定。
第六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应当在会议举行十日以前，将开会日期、建议会议讨论的主要事项，通知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临时召集的会议，可以临时通知。
第七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自治区人民政府、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的负责人列席会议。

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和办公厅、各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可以列席会议。
与会议议题有关的政府部门负责人可以列席会议。
第八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各自治州、乌鲁木齐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或者副主任一人列席会议；必要的时候，各地区人大工作联络处负责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各自治州、乌鲁木齐市所属县、自治县、市（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有关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可以列席会议；其它地区所属的县、自治县、市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可以视情况列席会议。
第九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召开全体会议和分组会议，也可以召开联组会议。
第十条 常务委员会分组会议对议案或者工作报告进行审议的时候，应当通知有关部门派人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常务委员会联组会议对议案或者有关的工作报告进行审议的时候，应当通知有关负责人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第二章 议案的提出和审议
第十一条 主任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自治区人民政府，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工作委员会进行研究，提出报告，再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属于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议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先交有关的工作委员会进行研究，提出报告，再决定是否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不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应当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
告或者向提案人说明。
第十二条 主任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可以委托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办公厅代常务委员会拟订议案草案，并向常务委员会会议作说明。
第十三条 对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议案，提议案的机关、有关工作部门应当提供资料。
对任免案，提请任免的机关应当介绍被任免人员的基本情况，必要的时候，有关负责人应当到会回答询问。
第十四条 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听取关于议案的说明。
提议案的机关的负责人可以在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联组会议上对议案作补充说明。
第十五条 列入会议议程的法规草案，常务委员会听取说明并初步审议后，由主任会议根据审议的情况，提交常务委员会进行表决，或交原提案机关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审议的意见，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修改建议，再次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十六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议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经主任会议同意，对该议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十七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议案，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经主任或者主任会议提出、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同意，可以暂不付表决，交议案提出机关或人大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进一步调查研究，提出报告。
第十八条 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

第三章 听取和审议工作报告
第十九条 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听取自治区人民政府、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向常务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由分组会议或联组会议审议。
第二十条 常务委员会审议工作报告时提出的批评、意见和建议，由报告工作的机关处理和答复。
第二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对工作报告作出决议。

第四章 质 询
第二十二条 在常务委员会会议期间，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自治区人民政府、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的质询案。
第二十三条 质询案必须写明质询对象、质询的问题和内容。
第二十四条 质询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交由有关的工作委员会提出意见，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二十五条 质询案由主任会议决定，由受质询机关的负责人在常务委员会本次会议上或下次会议上口头答复，或者由受质询机关书面答复。
质询案以书面答复的，应当由被质询机关负责人签署，并印发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第五章 发言和表决
第二十六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会议的人员在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不超过十五分钟；在联组会议上，第一次发言不超过二十分钟，第二次对同一问题的发言不超过十分钟。事先提出要求，经会议主持人同意的可以延长发言时间。
第二十七条 表决议案由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
表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
第二十八条 交付表决的议案，有修正案的，先表决修正案。
第二十九条 任免案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或举手方式表决。
第三十条 常务委员会通过各项决议，一律采用举手表决方式。

第六章 会议使用的语言和文字
第三十一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文件均以维吾尔文、汉文两种文字印发。
第三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联组会议、分组会议均以维吾尔语、汉语两种语言翻译。
第三十三条 本规则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1988年5月28日
撩开审委会审案最后的“遮羞布”

杨涛


目前，此案轰动一时陈长春犯强奸案的一审的审判长阮金钟已被刑事拘留。 2004年3月1日，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周宁县公安局原副局长陈长春犯强奸罪、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福建省宁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二审，于3月23日依法改判被告人陈长春有期徒刑12年。宁德市中院对该案在全市法院进行了通报，周宁县法院院长在通报会上作了检讨。
从现有的报道来看，周宁县人民法院对陈长春犯强奸案的一审中存在人情因素。中央纪委驻最高人民法院纪检组组长李玉成7日说，此案被告人的亲属系法院工作人员，这是一起典型的“人情案”。 但是，这样的一个错误判决并非阮个人所能决定的，它是经过由法院领导在内的8人审判委员会讨论后一致同意的。
本案再一次起了学界对于审判委员会审判案件的职能的反思。笔者也在多篇文章中对审委员会审案进行了抨击，指出审委员会审案缺乏亲历性，无法充分听取诉讼双方的证据后以形成内心确信，同时，审判委员会委员没有亲自出庭，其是否回避，当事人也不知情，与程序正义要求不符。（见《中国青年报》3月29日《法官上面有领导》一文）以往人们认为，审判委员会审判案件在现阶段法官业务水平不高的情形下，审判委员会审案有利于集思广益、正确把关，因而审委会审案存在正当性。但从以往的大量案件和来看陈长春强奸案审判来看，这种理由轰然倒地。周宁县法院 8名审判委员会成员中除刑庭庭长阮金钟外，其他5人都声称自己没有从事刑事审判的司法背景，对刑法不熟悉，在讨论案件中，他们听凭于阮金钟对于事实与法律问题的汇报，“过分相信他对案情的报告”（周宁县法院分管刑事审判副院长陈木森语）。没有亲自参加庭审，如何能作出事实判断；对刑法不熟悉，如何作出法律上的评判。所以，所谓审判委员会审案能正确把关的说法是越来越没有市场。
但是，有学者从善意的角度，通过一些调查走访，认为在现行的司法并不真正独立的体制下，法官往往在承受来自地方行政等诸多压力情形下，将案件提交审委会以屏障压力，从而得出了审判委员会审案有利于转嫁法官审案风险因而审委会审案存在正当性的新的理由，这一观点流传甚广并为许多人所接受。苏力教授在他的《送法下乡》一书就较早提出了这一观点，并进行了深入剖析。因此，这一具有独创性的观点，可以说成为了在现有司法不独立的语境下审委会审案最后的“遮羞布”。
然而，这一“遮羞布”在陈长春强奸案的审判中，再一次被无情地撩开。我们注意到陈长春强奸案从一开始就受到媒体及有关领导的高度关注，该案的一审的审判长阮金钟也非常清楚自己要徇私情所面临的压力， 自然他也知道如何规避风险，于是他选择了向审判委员会汇报，并由审委会来定夺的方式。但是，该案尽管是最终由审委会定夺下判，阮金钟却仍然没有逃脱被刑事拘留。个中原因很简单，正如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博士生导师阮其林教授所说：因为这里有两个互相独立的责任，第一，阮金钟的责任很明显；第二，审判委员会成员作为一审案件的最后把关人，没有通过反复盘问承办人，查明案情，而是偏听偏信，致使重案轻判成为现实，也同样负有责任。所谓的“上帝的归上帝的，恺撒的归恺撒的”，个人的徇私想通过审委会集体的形式来转嫁风险，其实是办不到的。
既然个人的徇私想通过审委会集体的形式来转嫁风险，是办不到，那么，一个正直的法官公正的判案能通过审委会集体的形式来转嫁风险吗？答案即使不是完全否定，事实上也是很难做到的。在现实体制的语境中，能给法官施加压力的人，通常也是能轻而易举通过各种途径要求法院院长及主审法官汇报审理情况或能了解审理情况的人。如果主审法官依据自己良心和对法律的信仰，如向审委会汇报事实与自己的法律评析，那么即使案件判决形式上是由审委会决定，但主审法官也难逃干系，通过审委会集体的形式来转嫁风险的说法无从谈起；如果主审法官歪曲事实与法律，而审委会作出了正确的判决，这种情形为一个正直的法官所不屑，而且此时因为歪曲了事实与法律，审委会能否作出正确的判决使人怀疑，以歪曲事实与法律来转嫁风险，其违背法官职业道德与法律，并可能导致造成误判，其正当性又何在？
在那些强势的机关和官员面前，转嫁风险和压力可能性是微乎其微，那么是否在一些非强势的官员及人情面前可以转嫁风险和压力？当然，法官可以这样说：“我本来是这样判的，但审委会改判了。”可以达到转嫁风险和压力的目的。但是，如果我们的体制倡导法官可以有这样的言行不一致的做法，法治的传统形成将是雪上加霜，一个在有压力或人情干扰就推卸责任的法官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有权威、受人敬仰的法官。
如果审委会审案在今天法治化进程的语境中，已经不具正当性，那就取消和改变它吧，别再为它寻找诸如为法官转嫁风险和压力之类的“遮羞布”。同时，我们的体制要让我们的法官真正独立起来，真正让他做个敢于负责的法官，再也不要用审委会来转嫁风险和压力，为压力重重而愁眉苦脸。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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