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国营企业使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管理办法（试行）
北京市政府 市劳动局
北京市国营企业使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管理办法（试行）
市政府 市劳动局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统筹安排农村劳动力参加首都建设，保障农民合同制工人和用工企业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区的下列国营企业：
（一）建筑施工、房屋维修、市政工程、建材生产企业；
（二）依靠人力从事装卸、搬运的运输、仓储企业；
（三）其他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企业。
第三条 使用农民合同制工人，均纳入本市劳动计划。使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企业（以下简称企业），每年由其主管部门向市劳动局报送本系统使用农民合同制工人计划（建筑企业由市城乡建设委员会统一报送）。市劳动局提出全市使用农民合同制工人计划，报市计划委员会审查同意
后执行。
第四条 市、区、县劳动局对企业使用农民合同制工人实施监督和检查。对未经批准擅自使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由市劳动局责令限期清退，并通知其开户银行不予支付工资。
第二章 招收条件和审批程序
第五条 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实行公开招收、自愿报名、择优录用。招收条件是：政治表现好，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年龄十八至三十五周岁，身体健康。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条件可适当放宽。
招用农民合同制工人，户口和粮食关系一律不转。
第六条 企业主管局（总公司）应在年度计划内按季编制招收计划（区、县属企业由区、县劳动局编制），报市劳动局审查批准，持批准文件到市劳动局指定或同意的地区招收。建筑企业须先经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审查同意，再向市劳动局办理审批手续。
第三章 劳动合同的订立与解除
第七条 企业招收农民合同制工人，应同当地有关部门或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合同书附农民合同制工人名单。劳动合同的期限，由双方协商确定，但最短为一年以上，最长可订至满退休年龄时止（轮换工除外）。
企业新招收的农民合同制工人，均实行三至六个月的试用期制度。
第八条 劳动合同的内容应当包括合同期限、生产任务、劳动岗位、技术培训、工资福利、劳动保险、劳动保护、合同变更或解除的条件以及双方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九条 劳动合同签订后，双方应分别向企业主管部门或农民合同制工人所在地区劳动部门备案。招收农民合同制工人的企业应持市劳动局的批准文件、招用地区的证明和农民合同制工人名册向所在区、县公安部门办理暂住户口登记手续，按同工种固定工标准向粮食部门办理加价粮供
应登记手续（粮食差价部分由招收农民合同制工人的企业负担）。
第十条 劳动合同一经签订，双方必须严格遵守，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一方违反劳动合同，造成对方经济损失的，应予赔偿。
学徒制的技术工人学徒期满后，在本企业工作未满三年擅自离去的，合同另一方应向企业交纳培训费用，但属于本办法十一、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和正常工作调动的除外。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企业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在试用期内发现所招收人员不符合招工条件的；
（二）招收人员长期不能完成生产任务（定额）的；
（三）严重违反操作规程和有关规定，给企业造成较大损失或不良影响的；
（四）违反劳动纪律、情节恶劣和受到劳动教养处分、刑事处罚的；
（五）患病或非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的；
（六）企业关、停、并、转或破产的。(包括濒临破产、处于法定整顿期间的）。
第十二条 农民合同制工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一）应征入伍或考入中等专业以上学校的；
（二）企业违反劳动合同的；
（三）因特殊原因，确需本人回乡的。
第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企业不得解除劳动合同：
（一）因工负伤在医疗期间，或医疗终结确定为大部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
（二）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或正在住院治疗的；
（三）因从事有毒有害物质生产，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患有职业病的；
（四）合同期限未满，不具有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情形的。
第十四条 劳动合同期满后双方不再续订，或依据本办法第十一、十二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均应提前一个月通知对方。招收企业除通知农民合同制工人本人外，还应通知原招收地区的有关部门。
劳动合同期满后企业要求续订的，必须按本办法第六条的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 劳动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的，双方应当及时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企业主管部门调解；调解无效的，向市劳动局申请仲裁。
第四章 工资和劳保待遇
第十六条 农民合同制工人的工资分配形式，由招用企业自行决定，工资水平和劳保福利待遇按下列标准确定：
（一）学徒工学徒期间生活津贴、学徒期满后工资待遇均按本企业同工种、同岗位固定工标准发给；
（二）技术工试用期内工资暂按本企业同工种二级工标准发给。试用期满后，按评定的等级确定工资，并从试用开始之日算起；
（三）壮工日工资水平为二元五角；
（四）奖金、津贴、劳动保护用品、保健食品、副食补贴、交通费补贴以及探亲假、婚丧假、孕产假、哺乳期间，均与固定工同等对待。
农民合同制工人工资晋级，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农民合同制工人因病或非因工负伤的医疗期为三个月。医疗期间的生活费、医疗费，按固定工标准，由企业负担。超过医疗期，企业解除劳动合同时，应发给一至二个月本人标准工资的医疗补助费。
第十八条 农民合同制工人因工负伤，享受免费医疗，企业应按月发给相当于本人原标准工资的生活费。医疗终结（一般为六个月），经医院证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致残不能在企业继续工作的，由企业按月发给因工致残抚恤费，送回原招收地妥善安置。因工致残抚恤费发放标准
为：
（一）全部丧失劳动能力，饮食、起居需人扶助的，按本人原标准工资的百分之九十发给，并根据实际情况发给护理费，直至死亡。护理费标准与固定工相同；
（二）全部丧失劳动能力，饮食、起居不需人扶助的，按本人原标准工资的百分之八十发给，直至死亡；
（三）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按本人原标准工资的百分之六十发给，直至恢复劳动能力或死亡；
（四）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根据伤残程度，一次发给六至十二个月的本人原标准工资。
第十九条 农民合同制工人因工死亡，或因工致残全部丧失劳动能力回乡后死亡的，由企业一次发给死亡家属相当于本企业三个月平均标准工资的丧葬补助费；并按月发给死者生前直接供养的直系亲属抚恤费，直至失去受供养条件。抚恤费发放标准是：供养一人的，按死者本人原标准
工资的百分之二十五发给；供养二人的，按死者本人原标准工资的百分之四十发给；供养三人及三人以上的，按死者本人原标准工资的百分之五十发给。
经企业与死者家属协商同意，抚恤费可以一次支付。
农民合同制工人非因工死亡的，由企业一次发给死者家属相当于本企业两个月平均标准工资的丧葬补助费和相当于死者本人三个月原标准工资的救济费。
以上均应订入合同中。
第二十条 农民合同制工人患职业病后的医疗和生活待遇，与企业固定工相同。
农民合同制工人的家属不享受半费医疗待遇。
第五章 社会保险
第二十一条 农民合同制工人实行养老保险制度。企业应按使用农民合同制工人的人数，每月（每人）提取相当于本系统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上一年月平均标准工资百分实十七的数额，作为养老保险基金（包括退休养老金、医疗补助费，丧葬补助费等），并另提取百分之三作为管理费
，由企业按月支付给原招收地的有关部门或单位。养老保险基金和管理费在税前列支。
养老保险基金由企业主管部门统一管理，存入银行的专门帐户、实行专款专用。银行按城乡居民个人储蓄存款利率付息。
各级劳动部门对养老基金的提取和使用进行监督和检查。
第二十二条 农民合同制工人在劳动合同终止双方不再续订时，或已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时，由企业一次性发给退休养老金。退休养老金标准，根据工作年限长短确定。
农民合同制工人退休后死亡后，由企业发给死者家属相当于死者本人退休前两个月标准工资的丧葬补助费和三个月标准工资的救济费。
农民合同制工人因工负伤，全部或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已按本办法第十八条（一）、（二）、（三）项规定执行的，企业不再另行支付退休养老基金等费用。但管理费仍按本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执行。
第六章 组织管理
第二十三条 农民合同制工人在企业工作期间，应当遵守纪律，服从分配，爱护公共财产，完成规定的生产任务。
第二十四条 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农民合同制工人作好安全生产和操作规程教育，切实保障他们的安全和健康。
农民合同制工人离开企业时，应将劳动保护用品归还企业。不归还的应作价赔偿。
第二十五条 本市输出农民合同制工人的区、县有关部门，应配合招收企业做好招收和组织管理工作，教育农民认真执行劳动合同。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国营矿山企业使用农民合同制工人，仍按国务院《关于矿山企业实行农民轮换工制度试行条例》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具体执行中的问题，由市劳动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经市人民政府批准，自一九八六年十月一日起试行。
北京市劳动局
1986年9月7日
近年，各地屡屡出现编造虚假恐怖信息并传播，引起社会恐慌，严重扰乱秩序，耗费社会资源，尤其通过信息网络实施者，其危害更为严重而显见。犯罪之低成本与危害之高消耗、规制之高代价，已严重逾越了言论自由之界限，为更好地规制此类犯罪，最高院经过充分调研和证成，对虚假恐怖信息犯罪的刑法规范进一步细化，出台了《关于审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具有重要意义。为更好充分理解和司法适用，笔者试探讨之。
一、《解释》及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的基础
《解释》共五条，近千字，全部围绕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展开，宗旨即在完善刑法之所疏，弥补法典之不备，其最主要者在该罪构成要件客观方面的规范。
（一）《解释》及该罪的刑法及社会渊源
我国《刑法》将编造、故意传播恐怖信息罪规定于第291条之一，是《刑法修正案（三）》新增之罪名，亦是选择性罪名，诉讼中法官应根据实际案情选择或合并适用。《刑法修正案（三）》设立该罪之初，实施此类罪行的并不多见。近年，随着社会矛盾凸显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很多人无法理性控制自身阴暗的一面，从而出于各种目的而使得该类犯罪大量出现，如：2007年张琬奇案、2010年潘君案、2012年熊毅案。今年5月15、17两日，国内8家航空公司共计16个航班接到王洪亮编造的虚假恐怖信息，导致返航、备降或推迟起飞，被业内人士形容为在世界民航历史“前所未有”的恶性事件，影响尤大。[1]
可见，该修正案的出台具有一定前瞻性和预见性，但随着此类案例的多发，司法实践发现该类犯罪的定罪量刑，仍然存在一定的法律真空和亟需完善的细节，难以满足打击此类犯罪和保护合法权益的需要，难以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因而，最高司法机关出台《解释》，利于该类犯罪之处罪量刑，利于合法权益之保障，利于社会良好秩序之维持，利于言论自由之真正维护。
（二）《解释》及该罪分析的理论基础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是指编造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2]其犯罪构成如下：
（1）主体。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年满十六周岁之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单位不构成本罪。
（2）主观方面。本罪之主观方面为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过失不构成该罪。行为人之动机和目的可能多样，在所不问。
（3）客体。本罪之客体为社会管理秩序和良好社会风尚，同时亦可能包括他人之财产权和人身权，但其犯罪构成必须之客体要件为国家机关依法对社会进行管理所形成的良好社会秩序。
（4）客观方面。本罪之客观方面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故意编造爆炸、生化、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进行传播或放任他人传播；二是明知是他人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
本罪之认定，其重点在构成要件之客观方面，因为主体证明相对容易，此等行为必然侵犯客观之社会管理秩序，主观方面虽证明困难，但其可通过客观方面而推知，因为“客观的危害行为、危害结果等事实因素是认定主观要件的前提和基础”。[3]因而，此罪认定之最大困难亦在客观方面，尤其是罪与非罪、轻罪重罪之间，务必把握审慎，力求精准确凿。
二、《解释》明确罪名之适用及犯罪之行为构成
《解释》第1条对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和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分别规定，其第1款明确编造恐怖信息，同样需要自己传播或放任他人传播，方才构罪。两款规定，进一步明确了选择或并合适用罪名之可能，更重要的是明确了犯罪构成要件行为之认定，这相对于刑法原来之规定及学界众多教材之解读更为科学。笔者认为，《解释》让我们在实践中最起码可以明确如下认识：
其一，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之并合适用，必须要求符合两罪之构成，即其行为必须满足《解释》第1条两款之规定，否则不可并合。行为人故意编造虚假恐怖信息自己传播或放任他人传播；若同时，对于他人编造之虚假恐怖信息明知且故意传播，则可并合适用该罪。
其二，二罪分别适用时，前罪之要件行为是复数行为，而后罪之要件行为只是单数。编造、传播或放任传播均是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之要件行为，未编造者，未传播和放任传播者，不为罪。此处之复数行为是“且”而非“或”的关系，须同时满足，缺一不可。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之构成要件行为只有传播，单一传播行为即可，而无需编造。
其三，编造行为不仅包括完全凭空捏造的行为，而且包括对某些信息进行加工、修改的行为。传播是指将虚假恐怖信息传达至不特定或多数人的行为，向特定人传达但怂恿、唆使其向他人传达的行为，也应该认定为传播。[4]与诽谤罪之散布行为对象相同，多数人不需要不特定，不特定的人不需要多数。[5]
其四，传播之行为方式，不限于口头或书面，包括信息网络；载体多样，不限于语言、文字。本质上只要合于犯罪构成，其以文字、语言或图片等均可。如《德国刑法典》规定之诽谤罪可以言辞和“文书”形式实施，其第11条第3款将“文书”界定为“录音、录像、数据存储、图片和用于同样目的之类似物品”。此处之恐怖信息散播亦应同理。
其五，自己直接实施上述犯行为当然构罪，且是正犯。组织、指使、教唆他人编造并传播虚假恐怖信息，或明知而故意传播的，同样可以构成二罪之共同犯罪，应依其作用力之大小定罪量刑。
三、《解释》明确该罪入罪之客观情节和标准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是结果犯，其构罪者必须给现实法益造成严重侵害，即满足条文规定之“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结果，也就是达到刑法该当入罪处罚之严重程度和标准。《解释》第2条从信息影响的地域范围、单位性质、秩序类型、危害大小、救济措施等方面明确了“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六种情形。笔者认为，该规定细致合宜，但为更好发挥《解释》的实践效用和依法打击犯罪，还应思考以下几个方面：
（1）不论威胁之未然或已然，谨守入罪之实害标准
虚假恐怖信息所称威胁的已然或未然性，是否应成为该罪之入罪条件？主要是信息中所编造的恐怖威胁是将要存在的，是否同应受罚。笔者认为，信息所称威胁的已然或未然性不是构罪之条件，实害后果才是构成要件和入罪标准。因而，无论行为人编造或传播信息声称的威胁是已然存在，还是将要存在，只要严重扰乱公共秩序，都应入罪受刑。与我国刑法之规定最为近似者，是西班牙和俄罗斯。《西班牙刑法典》第561条规定，以破坏公共秩序为目的，虚报存在爆炸物或者可以引起相同效果的物品的，根据其虚报行为所实际造成的秩序的混乱或者动荡程度定罪处刑。《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207条则规定，故意虚假举报有人正在准备爆炸、纵火或其他造成人员死亡、造成重大财产损失或发生其他危害社会后果的危险的行为的，构成故意虚假举报恐怖主义行为罪。德国、意大利刑法之规定亦然。两国刑法典所述的“存在”或“正在准备”，正是笔者探讨之未然和已然问题，其两者均有应受刑法处罚之社会危害性，实践中出现的多为威胁已然存在的恐怖信息，但威胁未然存在的恐怖信息同样可以引起社会秩序严重混乱。可见，我们不应拘泥于已然未然之争，而应谨守“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之果，《解释》正巧妙规避了他国刑法之弊。
（2）刑法规制倒逼公共管理和服务制度之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