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红兴 北方工业大学 副教授 , 刘传高 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人民检察院公诉科科长



关键词: 死刑案件/律师辩护/有效保障
内容提要: 死刑案件被告人获得律师有效辩护是法治由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的必然要求，亦是死刑正确适用的重要保障机制。死刑案件律师有效辩护的重要性与缺乏有效辩护的保障机制及无效辩护的现实之巨大反差，使得完善我国死刑案件律师有效辩护制度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实现死刑案件律师有效辩护需要推进死刑案件独立量刑程序的规范化，明确死刑无效辩护的标准，实行死刑辩护律师资格的认定制，确立死刑无效辩护的惩戒及司法救济机制。


一、死刑案件律师有效辩护的必要性

正当我国努力通过实体法减少死刑适用之际，如何通过程序控制死刑的适用，以达到减少并准确适用死刑显得尤为重要。死刑不可逆转性的特征，使得确保死刑的正确适用成为保留死刑国家的首要义务，律师的有效辩护制度是实现此目的的重要保障机制之一。被追诉人有权获得律师辩护是现代法治国家宪法人权保障不可或缺的内容，而给予面临死刑判决的人更多的律师辩护保障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基本要求，[1]亦成为保留死刑国家死刑司法实践的普遍做法。[2]死刑作为最严厉的刑罚，为面临死刑判决的人提供更多的辩护权保障体现了国家对生命权的尊重，是一个国家法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为面临死刑判决的人提供免费法律帮助正是国家基于死刑案件的重要性而对其提供的特殊保护。获得律师辩护是死刑案件程序正义的必要形式要件，是维护抗辩式审理模式的基本要素。在法治尚处于形式正义理念支配的时期，只要面临死刑追诉的人得到了律师的帮助就认为已经符合了程序正义的要求，至于帮助是否有效法在所不问。[3]

美国律师协会死刑项目主任罗宾·马赫律师认为美国许多死刑案件的错误是由于律师没有全身心投入的原因。[4]律师的无效帮助是死刑错误或任意适用的一个重要原因。穷人因拥有“最差的律师”，而不是因为实施了“最恶劣的罪行”而受到审判，并被处以极刑。[5]而我国近年来连续上演的死刑错案，诸如“杜培武案”、“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等，每一个案件中法院都为被告人指定了辩护人，而事实上被指定的律师在这些案件中真正发挥了多大作用？不得不令人深思。可见，仅仅有律师辩护尚不足以确保死刑的正确适用。伴随着现代法治从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死刑案件被告人有权获得律师辩护制度从关注形式上“有律师辩护”，进一步发展到是否获得了“有效的律师辩护”。有效律师辩护是死刑案件被追诉人辩护权实现的实质内容，是现代死刑辩护的核心。法治国家在解决了死刑案件被告人“有律师辩护”形式正义的前提下，应致力于追求“有效律师辩护”的完善，以实现法治的实质正义，确保国家死刑刑罚权的谦抑性和准确性。

二、域外法死刑案件律师有效辩护制度的比较分析

（一）独立的死刑量刑程序是律师有效辩护的程序保障

与普通刑事案件相比，死刑案件量刑程序的充分展开显得尤其重要。正如美国学者所说，定罪审判是证明死刑犯罪的要素，量刑审判是对生命的审判。就被告人的生命危在旦夕的紧迫性，及解决的中心问题是被告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而言，量刑是对生命的审判。[6]为了制约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需要通过独立的量刑程序，对量刑证据、信息进行全面调查、充分论辩，使法官的死刑裁量权建立在法庭调查和论辩的基础上，而不是单靠法官“拍脑袋”决定。为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解释，死刑案件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作为两个独立的阶段是死刑案件宪法正当程序的要求。

（二）确立死刑案件律师无效辩护的审查标准

在美国，每一个被指控犯有重罪或因轻罪面临实际监禁的被告人享有宪法第六修正案规定的获得律师辩护的权利，包括在被告人请不起律师的情况下为其指定一名律师以及获得有效辩护的权利。1984年在斯特里克兰案（Strickland Washington）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为无效律师辩护设立了具体的标准。这个标准包括两个要件：首先，被告人必须证明辩护律师的表现“不足”。“不足”是指律师没有充分发挥辩护人的功能，律师的表现必须低于人们对“合理胜任律师的预期”，即律师的表现已经到了不能被认为是在履行一个律师职责的程度。其次，被告人必须证明自己受到“损害”。被告人必须证明律师的失误是如此严重以至于死刑判决不可信。

（三）制定死刑案件律师有效辩护的职业规范

为了确保死刑案件律师有效辩护的实现，美国律师协会1989年制定并通过了《美国律师协会死刑案件辩护律师的指派与职责纲要》。《纲要》1．1之A规定：“《纲要》的目标旨在提出一个死刑案件辩护的全国标准，以保证给所有面临可能被任何司法机构判处或执行死刑的人进行高质量的法律代理。”《纲要》全面的规定了律师接受委托或指定后，应该提供的有效辩护。《纲要》要求除特殊情况外，律师在接受委托后应当在24小时内与当事人进行会面。在案件进行的任何阶段对于所有在合理预期中可能对案件有实质影响的事务，律师应与委托人进行持续的沟通对话；律师在每一个阶段有义务对有关罪行与刑罚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独立的调查。有关罪行的调查应当进行，不管委托人对指控犯罪事实作任何承认或供述，或压倒性的有罪证据，或任何委托人所陈述的不会被收集或出示的有关罪证。有关刑罚的调查应当进行，不管委托人所陈述的任何不会被收集或出示的有关刑罚的证据。[7]

（四）建立无效辩护的司法救济机制

被告人主张律师无效辩护的申请，可以通过几种途径提出，即被告人可以申请重审、直接上诉、申请州和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初审法院作出判决后，被告人可以以“律师辩护无效”为理由，申请原审法院对案件进行重审。原审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无效辩护的标准”，决定对案件重审。重审由该法院全体刑事法官参加审理。无效辩护也可以作为上诉的理由直接向上诉法院提起上诉。最常见的无效辩护司法救济是申请人身保护令程序。在人身保护令申请中，被告人会要求进行证据听证。在听证程序中被告人通常提出一些具体的信息和证据来证明辩护律师的作为或不作为构成了无效辩护，而辩护律师通常将作为控方证人作证，证明自己在审前调查和准备中所作的努力。如果律师辩护被法院裁决属无效辩护，案件判决将被撤销或发回重审。2000年以来，联邦最高法院因律师辩护无效曾推翻了几个死刑判决。[8]

（五）创设死刑案件辩护律师的特殊管理制度

为实现死刑案件有效律师辩护，美国律师协会对死刑辩护律师的资格认定、指派、代理费用、培训、监督及惩戒进行了全面的规定。这些特殊的管理制度主要包括：1．死刑辩护律师资格认定制。由专门机构负责制定死刑辩护律师的资格标准，并组织对死刑辩护律师的资格认定，对具有死刑辩护资格的律师名册予以公布和管理。2．负责对死刑辩护律师进行定期培训。专门机构为死刑律师培训提供资金支持，并要求死刑辩护律师必须圆满完成一个综合死刑培训计划。3．为死刑案件被告人指派辩护律师。专门机构负责死刑案件辩护律师的指派，并有责任保证指派的律师为委托人提供符合《纲要》要求的高质量法律代理。4．为指派的律师提供代理费补偿。指派的律师可以获得一定比例的代理费补偿，该比例还要能反映死刑代理所固有的特殊责任。5．对指派的律师进行监管和惩戒。由专门机构负责对死刑辩护律师的表现进行监管，并负责调查投诉，对没有认真履行职责的律师从死刑辩护律师资格名册中删除，且永远不得恢复。

三、我国死刑案件律师辩护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重定罪、轻量刑的审理模式阻碍了死刑量刑辩护有效性的实现

有效辩护是实现死刑案件正确定罪量刑的前提条件。在我国一体化的审理模式下，定罪量刑程序不分，使得整个法庭审理围绕定罪展开，量刑证据、量刑信息几乎成为整个定罪程序的附带程序，量刑成为法官“庭后决定”的事项。在我国“定罪附带量刑”审理模式的长期影响下，辩护律师往往缺乏量刑证据、信息收集的经验和动机，忽视量刑证据、信息的收集和调查的重要性，而量刑证据、信息的收集和调查却恰恰是死刑案件的决定性因素，是被告人应否被判处死刑的重要依据，是生命攸关的大事。在美国，死刑案件初审辩护律师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收集被告人的个人成长背景、生活经历、一贯表现等信息，作为减轻证据在量刑程序中向法庭出示。[9]正是基于一体化审判模式的缺陷，国际刑事法学界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呼吁大陆法系各国改革刑事审判制度。1959年在罗马举行的第十届国际刑法学大会，曾就此问题作出过专门的决议，认为至少在重大犯罪案件中，审判程序应分为定罪与量刑两个独立的阶段。

（二）欠缺死刑案件律师辩护的特别保护机制

依据作为法治基础的比例性原则的要求，案件所涉及的法益愈重大，给予的保护亦愈完备。死刑案件涉及人权保障的最高价值，对程序公正的要求亦最高，司法投入也应相对增加。我国对死刑案件律师辩护的保障并不充分，主要体现为：1．审前阶段缺乏有效的律师帮助。审前阶段对犯罪嫌疑人来说是最危险的阶段，也是收集证据、准备辩护最关键的时刻，为了确保死刑案件获得有效辩护，应赋予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在审前阶段获得国家出资的律师辩护。但我国法律只规定在审判阶段面临死刑判决的人才可获得指定律师辩护。2．缺乏律师有效辩护的费用保障。我国指定的律师为死刑被告人辩护承担的是法律援助义务，不仅没有代理费，而且办案费亦由律师个人承担。死刑有效辩护需要收集、调取和核实大量的证据，尤其是大量量刑信息的收集，甚至需要聘请专家进行鉴定、论证和评估，这些活动需要相应的经费保障。在美国，被指派承担死刑辩护的律师的一切调查费用，以及代理费都由美国律师协会承担。我国由于指定辩护的律师费用自行承担，这就无法从法律上要求指定律师实现有效辩护，律师自身也缺乏有效辩护的费用保障和利益驱动。

（三）缺乏死刑案件有效辩护的质量规范和无效辩护的审查标准

我国目前缺乏对死刑有效辩护的专门规范，欠缺无效辩护的审查标准，致使如何辩护全由律师自我道德约束，无效辩护的投诉亦无从实现。在我国法治环境不健全、法律职业共同体理念缺失的背景下，律师往往把刑事辩护视为畏途，许多律师不愿意代理刑事案件，更不愿意代理死刑案件。在高额的代理费激励下，有的律师还敢于“冒险”辩护，而更多的律师则是在接受刑事案件代理后，只是常规性的会见、阅卷、出庭，根本不做任何证据的收集、调查与核实工作，甚至明知控方证据有疑，或知道存在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出于“明哲保身”的思想，也不会主动去收集、调查与核实。接受委托的律师起码还有来自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的监督与制约，而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则全然没有任何外来约束机制。在司法实践中，承担为死刑案件法律援助的律师往往只进行“形式”上的辩护，所谓的“辩护”只不过是会见被告人，有的甚至会见都“省了”，开庭前草草阅卷，法庭上象征性地发表几点辩护意见。即使这样做也不会给律师带来任何不利或惩戒，反而为其带来了免受错误追求的“利益”。如此的死刑“辩护”对面临被剥夺生命的被告人究竟有多大帮助，对保障死刑的正确实施究竟会带来多大效用？。

国务院


国务院批转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关于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出走弃留的代管房产的处理意见的通知
国务院


国务院同意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关于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出走弃留的代管房产的处理意见》，现转发给你们，望认真贯彻执行。
处理好解放初期国民党军政人员出走弃留的代管房产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对于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祖国统一，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领导，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采取有力措施，认真抓好这项工作。各有关部门要通力协作
，给予支持。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关于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出走弃留的代管房产的处理意见
解放初期，全国各城镇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出走弃留的房产实行了代管。解放以来，随着各级政权机构的建立，对代管房产按政府的有关法令和规定，陆续进行了复查清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实，尤其是党和政府提出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后，原房屋产权人（包括合法继承人、代管人，下同）向政府要求发还代管房产的日益增多。因此，处理好国民党军政人员出走弃留的代管房产，对于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促
进祖国统一，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中共中央［1981］44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落实去台人员在祖国大陆亲属政策的通知》）明确指出：“解放初期，由政府代管的去台人员城市私人房产，情况复杂，涉及面广，问题较多，请城建总局抓紧调查研究，提出解决办法，报国务院审批”。根据中央指示，我们
会同统战部、对台办、侨办等部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宪法有关规定和当前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如下几点处理意见：
一、区别情况，妥善处理。
应当确认，解放初期我国政府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出走弃留的房产实行代管，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三十多年来，各方面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处理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必须既考虑历史状况，又要从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和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出发，区别情况，妥善处理
。
（一）代管房产中的原自住房和改造起点以下的出租房，产权人要求发还时，只要交验证件，产权无纠纷，经审查属实，可发还产权。原自住房的产权人，如确需自住，应积极腾退。
（二）代管房产，因国家特殊需要不便发还原房的，原则上由国家合理作价收购，其中个别需要退还原房自住的，经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后，由现使用单位负责解决。
（三）代管房产，因城市建设拆除和改建的，由原拆除、改建单位负责按有关规定给予补偿，属于危房拆除的，给予残值补偿。原拆除、改建单位撤销或合并的，由上级主管部门或当地人民政府统筹解决。
因台风、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而倒毁的，不予补偿。
（四）代管房产发还时，不计收代管期间的代管费用，租金收支也不再结算，对增添的建筑物和设备，由双方协商，按实行情况合理处理。特殊情况，由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审定。
（五）随房代管的家具和其它物品，时隔三十余年，变化很大，除现存于建筑物内的应予退还外其余不再清理退还。
二、统筹兼顾，重点解决。
（一）凡中央和国家领导人邀请来大陆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的代管房产，要列为重点进行处理。处理上述人员的房产，要多从政治上考虑。凡本人回来定居要求发还者，其祖遗房产和原来居住的房产（包括部分接管没收的房产），应该保证迅速发还，不得借故推延。
（二）由于无人管理，无合法代理人或契证不全，产权不能确立等原因，有关部门过去依照法令公告定期代管，逾期无人认领收归公有的房产，原则上已属于国家所有。如产权人当时在外，确未看到公告，对发还产权提出请求的，可按法律程序办理。
（三）对近年来各省、市、自治区个别审查批准处理的代管房产，已经执行的，一般不再变动。
三、加强对现有代管房产的统一经营管理。
（一）对原拨给单位使用的代管房产，为便于落实政策，应由房管部门实行统一经营管理。如需继续使用，要建立租赁关系，按规定交纳房租。
（二）对原已属房管部门统一经营管理的代管房产，不得再分散经营管理，更不能再无价划拨，过去已划拨的，应根据本文规定予以纠正。
（三）房管部门首先要根据党和国家的有关政策，对代管房产积极做好清理工作。然后，要按本文规定，进行认真妥善的处理。原产权人按本文规定要求发还的房屋，现使用单位无论当时采用何种方式取得的，都应按本文规定办理。
（四）对没有申请发还和证据不全不应发还的房产，仍由房管部门继续代管。
（五）对继续代管的房产，管理单位要作好维修保养工作，不要轻易拆除或改建，如国家建设特殊需要必须拆除的，应对房屋现状作出鉴定和估价，拆除单位应按质论价给管理单位以补偿，房款应暂存银行，不许挪用。
四、各方协作，开辟房源，做好腾退工作。
（一）对应该腾退的代管房产，必须坚持“谁占谁退”的原则。属于单位或单位职工使用的，由单位负责腾退。
有退房任务的单位，要树立全局观点，积极腾退。特别是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使用的，要带头腾退，对拒不腾退的，要严肃处理。
有退房任务的单位，确实无力解决房源的，应向当地主管部门申请，从国家补助住宅投资和地方、单位自筹资金建设的住宅中统筹安排解决。
（二）发还代管房产需要一部分资金，原则上由现占用（或拆除）部门或单位从有关经费或自有资金中解决，确实有困难的，可按财务隶属关系申请，酌情给予补助。
（三）处理代管房产政策性强，涉及面广，难度较大，各有关部门应大力支持。主管部门也应主动会同统战、对台办、侨办等部门，采取有力措施，积极而又妥善地予以解决。
（四）各级城建、房管部门，要及时向各级人民政府汇报处理代管房产的情况和问题，当好领导的参谋。要本着对国家、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对于那些应当处理而目前又能处理的，要抓紧落实；对于那些应当处理，但暂时有困难的，可以分步骤处理。既要抓紧工作，量力而行，又要十
分注意掌握政策，防止草率从事。
五、要加强对处理代管房产工作的领导。
处理代管房产，要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加强领导，组织落实。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要指定一名负责同志亲自抓，并由有关部门组成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和工作机构。各级领导班子和办事机构，都要在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的基础上，制定落实方案，采取有效措施，掌握进度情况
，认真督促检查，抓点带面，分类指导，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下大决心，一抓到底，争取尽快完成这一任务。
对华侨、台湾同胞、港澳同胞以及外籍华人的代管房产，可参照本文规定办理。



1983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