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诉讼中电子证据的认证

李兴伦


摘要：本文通过电子证据的特点，探讨认证电子证据的规则，即法官在庭审的时候使用什么证据规则对电子证据进行综合的认证？相比之下，传统证据的认证规则不可能完全解决电子证据存在的法律问题，笔者通过本文提出认证电子证据的规则，以供参考。
关键字：电子证据 民事证据 电子商务
随着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电子商务出现了新的浪潮。然而电子商务的出现，冲击着传统的商业贸易的法律的调控。司法实践中涉及电子证据的案件层出不穷。对电子证据的法律定位及认证还处于理论讨论阶段，我国法律没有相关的规定，理论界的争论可谓见仁见智。电子证据可以作证据使用，法学理论界以及司法实践均没有争议，而用什么规则对电子证据进行认证呢？还处于初步阶段，因此没有统一的看法。
一、 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
确定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直接关系在对电子证据进行认证时，究竟是使用现有的证据认证规则，还是另行创造一种认证规则。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把电子证据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而是根据电子证据的某些特性，在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中给出比较模糊的规定，根据行政法规的规定，主要有两种分法，即视听资料和书证。
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调查人员调查收集计算机数据或者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应当要求被调查人提供有资料的原始载体。”在这里，是把计算机证据作为视听资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真据若干规定》（2002年）其第十二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供计算机数据或者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国家广电部于1992年1月12日颁行的《关于广播电影电视行政服役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第四款规定：“利用录音或录像磁带录制声音或者电子计算机储存的资料以及类似的资料来证明案件事实材料，包括录音带、录像带、传真资料、微型胶卷、电子计算机软盘等，称为视听资料。”从最高人民法院对民事行政以及广电部的规定来看，是把电子证据作为视听资料看待的。这种规定没有突破立法的框架，从表面上看，为电子证据的认证提供了认证规则，即对视听资料的认证规则。从实质上看，这样的规定仍然存在着法律问题，第一，我国《合同法》第十一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从合同法看，是把电子证据作为书面证据，这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产生了矛盾，这对于认证电子证据是很不利的，定位的不同，会产生绝然不同的法律后果。第二，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视听资料，应当辨别真伪，并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显然，如果把电子证据作为视听资料，在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佐证的情况下是不能够独立的作为认证事实的根据的。作为书证来看，不需要其他证据，就可以作为认定事实而使用，不必要有其他的证据加以佐证。这样的矛盾出现，确定为什么较好呢？现在是电子的时代，电子商务盛行，电子侵权无处不在。难道使用电子交易时还需要签订书面合同吗？
现在对电子证据的认识，主流的观点是把电子证据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电子证据的角色变得更为复杂，它可以是物证、书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等。因此将电子证据作为独立的证据种类较好些。
二、 电子证据的可采性认证
目前没有规定电子证据是独立的证据种类，因此电子证据不能作为一种证据种类进入诉讼程序或其他证明活动的问题。证据可采性就是指能够进入诉讼程序或其他证明活动可以被采用的证据。
法官究竟如何评判某一电子证据是否被采纳呢？首先，法官应根据提交的电子证据进行归类判断，即判断为物证、书证、视听资料、言词证据等。其次根据归类使用认证规则对电子证据进行认证，看是否能被法庭所采纳。
在归类和认证的过程中，归类应是根据法官的经验和知识进行的，而认证不应由法官独立进行，因为电子证据极易受到破坏和改变，且在技术上具有复杂性。根据法官所掌握的知识，很难对电子证据是否被修改或收集手段是否正确进行认证。这一环节，有专家提出应该聘请有关计算机专家对这一电子证据的真实性等一系列技术方面问题进行审查判断，再向法庭提供。这类似于专家辅助人，但有区别，专家辅助人是案件的当事人聘请，而其则由法庭聘请。为了使判决公正，使之为人信服。我赞同这种观点，因为，一个法官很可能是法学家，但同时是计算机专家就很不可能了。
三、 电子证据的合法性认定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对于非法证据，并不一律排除，我国也仅规定了有限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具体而言，我国并非对非法的证据一律排除，而是规矩非法的程度是否对证据的真实性产生影响，或者说足以影响某重大权益，则应加以排除；但在民事诉讼中，我认为只要是非法获得的证据，应一律排除。这样有利于取证不使用违法手段损害其他人的利益（为了获得证据，用隐形的摄影机拍摄他人的隐私，尽管拍摄的内容是真实的，但损害其他人的利益，也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有利于法官的正确判断，如果要求法官判断非法行为是否足以影响证据的真实性，法官是很难判断的，因为非法行为作出时的环境、人的智力、伪造的隐蔽性德那个因素，由于法官的知识、技术水平有限，不可能作出完全准确的判断。一律排除是对非法取证人的惩罚，使其放弃非法取证的念头，维持诉讼的公平性。
对于电子证据来说，非法取证的方式主要有一下几种：
（一）、非法窃听和窃录
现在计算机网络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通过因特网进入他人的计算机系统获取信息成为可能。没有获得别人的同意就非法入侵他人系统而盗取信息，作为证据使用的，一律没有证据效力。因为在入侵他人系统盗取信息的过程中，法官及有关专家也不能够准确判断其证据没有被改动或删除不利于自己的信息的可能性；这样对被入侵者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即使被入侵者的系统中有与入侵者提供完全相同的信息，也不能认定其真实性没有受到影响，可以采用。如入侵者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知识通过因特网在他人的系统中写入与自己要提交的证据完全相同的信息，或者向他人系统中置入窃听病毒，从而撰改信息等。
鉴于电子证据的高科技性，对于绝大多数的民事诉讼当事人来说，是没有能力自己获得电子证据的。目前我国不允许设立私家侦探所性质的民间证据调查机构。对于获取电子证据难这一问题，应该由政府设立电子证据调查机构 。这样有利于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同时也保证电子交易的安全性，解决交易的后顾之忧。
但现在个别的，小股游击队性质的“地下网探”却不容忽视 。对于通过这些渠道获得的证据，不管其真实性如何，一律不予采纳。如果采纳这些证据，无异于是践踏公安部所发的通知，也是助长“地下网探”的发展，如果一律不予采纳，我想，是不会有人找这些“机构”调查的，对于专门从事此工作的人来说，等于砸掉他们的饭碗，他们还能够存在吗？
（二）、通过非法搜查和扣押等方式获得电子证据的，一律不予采纳。
搜查和扣押方式经常用于刑事侦查中，但必须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才得以实施。而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不得行使搜查和扣押手段获取证据，当事人只能申请人民法院调取证据时，人民法院才有权使用搜查扣押等手段。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规定，当事人可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有：1、申请调查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资料。2、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3、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而证据保全则需要是容易毁损或灭失的证据，由此看来，似乎电子证据不符合证据保全和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真格局的内容。但根据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申请人民法院调取电子证据属于高法规定的第三种情况。如果电子证据只能由当事人调取，当事人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去搜查和扣押证据或他人的财产，这样就会造成对当事人的一方不公平现象，造成的损害也得不到司法保障。因此，笔者认为，当事人申请调取电子证据时，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三）、通过非法软件收集的证据一般不予采纳。
软件对于电子证据的生成、传递、存储等各环节都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它的合法于与否直接关系到电子证据是否符合合法的标准。我国为了鼓励软件业的发展，我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对软件产品的合法研制、生产、销售、使用等规范。信息产业部于2000年10月颁布的《软件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软件产品实行登记和备案制度。未经软件产品登记和备案或被撤销登记的软件产品，不得在我国境内经营或者销售。”因此，合法软件是根据我国有关法律开发研制的符合标准并登记的软件，合法软件是经过严格的标准和有关专家进行测试达到出版要求的，处理各种信息时准确率较高，部容易发生错误。非法软件是指非法制售和非法录制的软件。前者软件没有经过严格的测试，软件难免会有许多错误和漏洞，处理相关的数据时容易出错，导致信息不真实，作为电子证据使用时可采性很低，除非另一方当事人自认。后者是没有获得授权而非法录制，现在的许多软件，为防止他人非法录制，大多都采取了软件保护内置的小程序，他人进行非法录制时，往往无法录制软件的内核程序，从而导致软件无法运行或经常出错 。这样的软件所收集的信息，难保其真实可靠，用此方法收集的证据，我认为一般不予认定。
（四）、通过非核证软件所获取的电子证据在电子商务种一律不予采纳。
电子商务的发展离不开一套成熟的软件。这套软件要确保数据在传输过程中有足够的安全性，确保数据传输的原始性。只有具备制这最基础的要素才能保障电子交易的安全。成熟的软件能够防止未经授权的人进入计算机系统，实施安全命令的控制，对系统的数据进行备份和恢复等。如果缺少这些基础的功能，那么未经授权的人进入计算机系统撰改计算机储存的数据，那在交易中难免会有许多纠纷出现。核准后的电子商务软件，是经过国家专门经过国家专门机构进行审核合格并发核证证书。对通过核证的电子商务软件收集的证据具有合法性和较真实性，一般给予采纳。
四、 电子证据的真实性认证
作为证据使用的材料，必须具有真实性，而怎样的电子证据才具有真实性呢？根据我国《电子签名法》 第八条规定：“审查数据电文作为证据的真实性，应当考虑以下因素：（一）生成、储存或者传递数据电文方法的可靠性；（二）保持内容完整性方法的可靠性；（三）用以鉴别发件人方法的可靠性；（四）其他相关的因素。”这一规定参照了联合国的《电子商务示范法》的有关规定而作出的，从该规定不难看出，该条前三项只规定了处理数据电文的方法的可靠性，当然处理数据电文的方法不可靠，就意味数据电文的失真性强，即不被采纳的可能性大。对于第四项规定的其他因素的具体情况，该法没有具体的规定。根据笔者的见解，笔者认为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1、 计算机硬件合格性；指计算机的硬件设施要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如果某一计算机的硬件是劣质品，它保存数据或提取数据时会发生由于硬件的故障而无法存取或必须修改有关的数据才能存取数据。此情况下，数据电文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差，不利于法庭采纳。
2、 系统的稳定性；指在生成、储存和传递数据电文的过程中，计算机系统要处于正常稳定的状态。不然，所获得的证据难以确保完整性和有效性。
3、 计算机的安全性；指计算机正常运行的时候，要保证计算机内储存的数据的安全，现在的计算机病毒种类数不胜数，如果计算机内没有较安全的杀毒和防毒软件，一旦计算机中毒，难以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4、 鉴别人的适格性；在鉴别发件人是谁的时候和真实与否时，不只追求用的方法是否恰当，还要看鉴别人是否适格。即使使用方法得当，由于主体不适格就会造成鉴别的内容不能够成为证据。至于鉴别主体的资格认证，有待研究，一般来说要求是计算机专家。
5、 数据电文的一致性；是指收件方所接收到的数据与发件方发送的数据要完全一致，不然不予认定。
但是，我认为只有《电子签名法》第八条规定的几项原则是欠缺的，尤其在网络侵权中，要认定电子证据的真实性这几项原则，难蹬大雅之堂。认定电子证据的真实性，除上述的几项原则之外，还应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1、 自行收集的电子证据，没有其它证据佐证的，一般不予采纳。由于电子证据的易改不留痕迹性，当事人在收集电子证据的难免会对电子证据作一定的修改，使不利于自己的证据利于自己；而电子证据的高科技性使得没有相应技术水平的人难以收集或收集的电子证据没有完整性。因此，这没有其它证据互证情况下，一般难以明确其由真实性，则不易给予认证。
2、 通过公证机关公证的电子证据，没有相反的证据时，应予以认证。虽然现在没有电子公证网络情况下；对于高技术性的电子证据，传统的公证机关难以正确的进行公证；但对一般的网络侵权，公证机关可以公证侵权内容的存在与否。
3、 经适格计算机专家鉴定没有被修改的电子证据，一般予以认证。没有被修改过的电子证据，一般认为它是真实的，是否一定用以电子证据，还需对此电子证据的生成、储存和传递进行审查，才做出决定。具备那些条件的计算机专家才是适格的呢？我觉得这一点可以参考英国学者克利夫·梅提出的几种观点：1、审查他们是否具有计算机法庭科学领域的广泛精力与背景；2、审查他们是否从事计算机法庭科学的全职工作，这关系到他们能否跟进IT领域和法庭技术领域的最新发展；3、审查他们是否进行过相关的成功尝试；4、审查他们是否熟悉如何处理带你资政据与保持证据锁链的那些公认标准；5、审查他们是否拥有与需要鉴定的计算机系统有关的软件工具和精力；6、审查他们拥有什么样的备用措施；7、审查他们能否在紧急情况下迅速开展工作；8、审查他们能否通俗语言解决复杂的技术争议 。
4、 在电子商务中，通过认证机构调取的电子证据应给予认证。这样可以保护交易的安全性，排除建议的后顾之忧，有利于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认证机构都需经国务院的主管部门笔者而建立，具有相当的可靠性。当然，如果另一方能通过同样的手段取得相反的证据除外。
五、 电子证据的原件认证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第一项规定“书证应当提交原件。物证应提交原物。提交原件或者原物确由困难的，可以体检复制品、照片、副本、节录本”。电子证据既不是书证，也不是物证，就不需要提交原件吗？怎样认定电子证据的原件呢？根据《电子签名法》第五条规定：“符合下列条件的数据电文，视为满足法律、法规规定的原件形式要求：（一）能够有效的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供随时调取查用；（二）能够可靠地保证自最终形成时起，内容保持完整、未被更改。但是，在数据电文上增加背书以及数据交换储存和显示过程中发生的形式不影响数据电文的完整性。”该规定从某种程度上看，把电子证据当作书证看待，如能够有效地表现所载内容，就复合书证的特征。书证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无需其他证据加以佐证。但是，这一规定的十多用范围不能够包括所有电子证据所产生的诉讼、仲裁等。它产生于电子签名法，使用有关电子签名的诉讼，对于其他没有电子签名诉讼，法庭应该采用此规则，只有当此规则不能解决问题时，可以考虑“同等功能说” 。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予以认定。由于电子证据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其法庭是否采用作为定案的依据，不知识靠以上的一些规则就可以做到，并且认定电子证据是否被法庭采纳，对法官来说，同样时具有挑战性，根据传统的思维，经验和方法已不能公平、公正的完成此项任务。尤其在技术方米那，法官可能是一个法学家，但不太可能同是计算机专家，因此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对于合议庭的组成应需改变，以跟进科技的发展。
总之，对于电子证据的认证，笔者认为应根据以上的一些规则对证据进行背景分析、检验、辨别、鉴定合对比，从而得出认定案件的最佳证据。



参考资料：
1、程春华 民事证据专论【M】 第十七章
2、王伯庭、陈伯诚、汤茂林 刑事证据规则【M】
　　近年来，雇佣犯罪在我国大量出现，频频见诸于报端，其社会危害与影响也越来越大，而目前社会上的此类恶性案件还呈上升趋势，一些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也已涉足于此。由于采用雇佣的方式进行犯罪具有隐蔽性，既可以达到一定的非法目的，又不用自己出面动手，从而可以避人耳目，甚至逃避法律的制裁，因而受到许多犯罪分子的青睐。因此对这种犯罪形式从理论上加以研究，分析其特征，并进而探讨司法认定中应注意的问题，是十分有意义的。

　　一、雇佣犯罪的界定

　　（一）雇佣犯罪的概念

　　对雇佣犯罪的定义，中外刑事立法尚无明确的界定，一般只是对雇佣双方所承担的刑事责任作出规定。我国古代“唐律”在《斗论篇》中规定：“雇人杀人伦，清造意为首，受雇加功者为从。”1810年《法国刑法典》第60条第一款规定，“凡以馈赠、约许、威胁、利用权势、奸诈教唆或指使他人犯罪或轻罪者，应以重罪或轻罪处罚。”明确将典型的雇佣犯罪规定在教唆犯的条款中。《俄罗斯刑法典》第111条第2款第4项规定“严重损害他人健康，受雇于人，处3年以上8年以下剥夺自由刑”，规定了受雇人的刑事责任。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并未明确规定雇佣犯罪，目前在刑法理论界有关雇佣犯罪的涵义主要有以下几种表述：（1）雇佣犯罪是指一方以提供报酬为条件，要求另一方实施特定犯罪的行为。（2）雇佣犯罪是指雇主与受雇人双方达成一致协议，由雇主一方提供一定报酬，受雇人一方接受报酬并为其实施一定犯罪行为的犯罪形式。（3）雇佣犯罪是以金钱关系为基础，由雇佣者出资收买受雇者，受雇佣者按照雇佣者的旨意所实施的犯罪。（4）雇佣犯罪是指雇主与受雇人事先就某种犯罪达成协议，约定由雇主事前或事后给付报酬为条件，受雇人为其实施一定犯罪行为的一种共同犯罪形式。

　　上述观点虽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太准确。第一，这些观点都认为雇主为受雇者提供的是金钱和财产性利益，但在实际案件中，雇主为受雇人提供的利益不仅限于这些，还包括安排工作、提供晋级、解决户口、提供色情服务等非财产性利益。显然，这些利益也应当纳入雇佣犯罪中双方约定的利益范围。第二，有的雇佣案件中，雇主除雇请他人外自己也亲自参与实施犯罪，有的雇主甚至在共同实施行为过程中起到主要作用，而受雇人仅起次要作用。第三，应当承认雇佣犯罪是共同犯罪的一种形式，上述前三种观点均未指出。因此，雇佣犯罪是指雇主以提供某种利益为条件，雇请他人按雇主的意图，单独实施或与雇主共同实施犯罪，从而获得约定利益的一种共同犯罪形式。其中，提供利益，要求他人实施某种特定行为的一方为雇主，它不仅包括自然人，还包括法人等其他单位；受他人指派实施犯罪行为并取得利益的一方为受雇人。

　　（二）雇佣犯罪的特征

　　根据我们对雇佣犯罪的定义的分析，雇佣犯罪主要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

　　1、法律特征

　　从刑法学理论的角度来看，雇佣犯罪属于共同犯罪。因而它具备共同犯罪的特征。首先在主体上，构成雇佣犯罪在主体上必须包括两个方面，即雇主和受雇人。这里雇主可以是单位，也可以是自然人，而受雇人则必须是自然人。当雇主为自然人时，必须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受雇人也必须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如果双方有一方没有刑事责任能力，则只能以另一方的单独犯罪论处。其次，在主观方面，雇佣双方在实施犯罪前就形成共同犯罪故意，即雇佣双方通过意思联络，明知自己和他人共同实施的犯罪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有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的心理态度。这在理论上称为事前通谋的共同犯罪。再次，在客观方面，雇佣双方具有共同犯罪行为。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雇主雇请受雇人单独实行犯罪，理论上属于复杂的共同犯罪，即共同犯罪人之间存在一定分工的共同犯罪。另一种情况是雇主除了雇请他人实施犯罪之外，还亲自参与犯罪。这在刑法理论上属于简单的共同犯罪，即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犯罪行为。无论哪种情况，雇主和受雇人的行为都是指向同一犯罪事实，相互联系，相互配合，构成一个共同犯罪有机体。第四，在其犯罪客体方面，雇佣犯罪所要侵犯的是第三方的合法权益。这里的第三方可以是单位，也可以是个人，既可以是人身权利，又可以是财产权利。

　　2、事实特征

　　在司法实践中，雇佣犯罪案件表现出以下明显的特征。①雇主与受雇人主体身份的特殊性。雇主一般具有优越的经济条件或占据较大的权力。如原平顶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长河，商丘市梁园区规划土地局局长徐建设，淮阳县粮食局局长郝瑞端等。受雇人大多处于相对低下的社会阶层。如无业游民、辍学青少年、刑满释放人员，也有为谋取暴利的职业杀手。②从雇主和受雇人的动机来看，雇主的犯罪动机多种多样，主要有受利益驱动的牟利动机，泄愤解恨的报复动机等，而受雇人则一般具有贪财牟利的动机。③犯罪行为的预谋性、暴力性和隐蔽性。雇佣犯罪不是突发的犯罪，为保证犯罪得逞，雇主一般都经过深思熟虑，仔细挑选合适的人选，并会把被害人的生活规律等信息传递给受雇人，与受雇人一起策划犯罪方案，提供犯罪工具、方法等。有时，雇主一般并不直接雇佣凶手，而是隐蔽在幕后策划，将其犯罪意图通过中间人向受雇人传递，使得双方的身份很隐蔽。同时受雇人常常使用暴力，使得案件具有很强的暴力性，而且由于犯罪筹划周密，行为人很容易得逞。

　　（三）雇佣犯罪的种类及犯罪主体的角色认定

　　根据雇主是否参与犯罪的实施，可以把雇佣犯罪分为纯粹的雇佣犯罪和不纯粹的雇佣犯罪。所谓纯粹的雇佣犯罪，即雇主只实施了表授意图的行为，提供或允诺给受雇人某种利益，具体的犯罪行为由受雇人独自完成。这是雇佣犯罪的典型表现形式，雇主直接以利益为诱饵，在一些人邪恶的心灵中播下罪恶的种子，产生了犯意，从而能为自己所利用，成为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在整个犯罪实施过程中，受雇人的犯罪行为都在雇主意志的支配和控制之下，在纯粹的雇佣犯罪中，雇主实际上是教唆犯。所谓不纯粹的雇佣犯罪是指雇主不仅实施了雇佣他人的行为，而且，还亲自参与犯罪活动的实施。这其中包括两种情况：雇主参与实施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或雇主参与实施构成要件以外的其它行为。

　　从司法实践来看，在纯粹的雇佣犯罪和不纯粹的雇佣犯罪中，雇主实施犯罪构成要件行为以外的行为这种状态下，受雇人独自实施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他的行为是真正实际产生犯罪危害结果的有效行为，对共同犯罪起决定性的影响，是共同犯罪的主犯。在雇主也参与实施犯罪构成要件行为时，可能由雇主实施犯罪构成要件的全部行为或主要行为或直接造成危害结果的发生，受雇人是在雇主的再三利诱、胁迫下实施犯罪行为，且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受雇人只实施一小部分实行行为，严重后果由雇主直接造成或实施的行为本身属于次要地位，如准备犯罪工具、制造犯罪有利条件、事后隐匿罪证等，这时受雇人是次实行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是从犯。也就是说，在雇佣犯罪中，雇主在通常情况下是教唆犯，也可以是组织犯、实行犯，在共同犯罪中大半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少数情况下是从犯。

　　二、雇佣犯罪的形态

　　雇佣犯罪是一种共同犯罪，各共犯之间形成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在通常情况下，各共犯之间的共同故意是明确的，即他们（包括雇主和受雇人双方）对于危害结果，具有确定的而且是双方一致的认识，并都强烈地希望和追求这种结果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定罪比较容易。但在某些场合，在共同的犯意形成之后，雇佣双方由于受到个人心理素质、自控能力等错综复杂因素的影响，使其在身处“此情此境”之中，需要针对后来共谋的犯意，做出调整修正或改变，在此种状况下，雇佣双方的实际行为，可能与最初预谋的犯罪行为有差异，会出现“不及”或“过剩”的情况。从司法实践来看，雇佣犯罪的结果无外乎有以下几种基本情形：一是受雇人按雇佣人意图或要求完成了犯罪行为。二是受雇人未按雇主意图和要求去实施犯罪或实施的行为没有达到雇佣人所要求的程度。如雇佣人要求重伤他人而受雇人仅轻伤或轻微伤他人等。三是受雇人超过了雇佣意图或雇佣人所要求范围或程度又实施了另一种犯罪或者实施的犯罪行为超出了雇佣人要求的程度。如雇佣人要求伤害而受雇人却实施了强奸，或雇佣人要求重伤他人而被雇佣人却杀死他人等。这三种情形也就构成了雇佣犯罪的三种形态，即未完成形态、完成形态和实行过限。

　　（一）完成形态

　　所谓雇佣犯罪的完成形态，即受雇人实施的犯罪行为及其后果与雇主所希望达到的结果一致，此时犯罪结果符合雇主的要求，达到雇主的目的。这属于雇佣犯罪中最简单也最无争议的情况，这里不作过多表述。

　　（二）未完成形态

　　雇佣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多表现为犯罪结果小于雇主的要求的情形，这往往是由于受雇人意志以外的原因造成的。比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明确的重伤故意，客观上已开始实行故意重伤行为，只是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才未能造成重伤的结果。对于未完成形态，实践中还有以下两种情形需要特别注意。

　　三、雇佣犯罪刑事责任的认定

　　对于雇佣犯罪，必须根据雇主和受雇人双方地位以及具体的犯罪形态来认定刑事责任。

　　（一）根据受雇人的角色地位确定刑事责任

　　首先，在雇佣犯罪案件中，雇主与受雇人究竟属于共同犯罪的哪一类，现在鲜有论及，有所涉及者也大多将雇主划分到主犯或教唆犯一类，由于我国刑法没有明文规定，大多数人均将雇主的出钱雇人行凶的行为纳入教唆犯的利诱行为中。

　　教唆犯的教唆行为是指诱导他人实行犯罪意图的行为。教唆行为是教唆犯承担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在多数雇佣犯罪中，雇主雇佣他人实施伤害行为往往是有明确的侵害对象，而且与被害人之间存在极大的冲突。雇主之所以情愿出资，甚至出巨资雇人犯罪，一是为了保全自己，隐蔽性强；二就是为了除掉自己的“眼中钉”，从而达到心理平衡，满足自己的种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和欲望。因此，雇主不可能仅仅是引起他人犯罪意图就撒手引退，置之不理，而是积极追求犯罪结果的发生，因而就会采取种种行动或创造合适的作案时机，或催促雇人行动，或采取其他方法以尽早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就与教唆犯的教唆行为相差甚远。在雇佣犯罪案件中，雇主和受雇人通常是以组织犯和实行犯的身份出现，这就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