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对房地产特殊财产权的执行

黄奕新


对房地产的执行，狭义上仅指以房地产所有权为标的的强制执行，广义上也指就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享有的在房地产上的其他各类特殊权益的执行。正是这些特殊类型的权益，使得对房地产的执行，遭遇种种争议，引发诸多疑难问题。本文尝试提炼房地产特殊财产权这一概念，探讨对其执行的程序和规则。
一、房地产特殊财产权的概念
被执行人拥有的财产权，不论物权、准物权、债权或无体财产权，凡具有财产价值的，均得为执行的标的。其中，被执行人所有之动产、不动产的所有权及其对第三人的金钱债权，则为典型的一般责任财产，强制执行法律一般明定其执行的方法。而其他具有经济价值而可交易的财产权，则为非典型的特殊责任财产，种类繁多，并随社会经济发展而日新月异，大陆法系强制执行法一般以“其他财产权”概括之， 例如股权或投资权益、有价证券、票据、单据、知识产权、电话租用权、买回权、共同共有权、公用设施收费权、交通运营权及其他各类可转让的行政特许权等，不一而足。
本文所谓房地产特殊财产权，是指以特定房地产为标的、具有财产价值、房屋所有权或国有土地使用权以外的其他权利。其内涵：(1)是特殊财产权的次下位概念。房地产特殊财产权是不动产特殊财产权的下位概念，是房地产开发、经营和交易领域中产生的不动产特殊财产权。而不动产特殊财产权又是强制执行法上特殊财产权的下位概念，是以不动产为标的的特殊财产权。(2)是一种权利，而非房地产本身。但国有土地使用权等不动产他项物权，与不动产不可分离，并有登记制度，与所有权极为近似，可准用不动产执行的规定，不属特殊财产权。(3)具有一定的对物性。虽非房地产本身，但与房地产不可分离。首先，必须以房地产为标的物。反之，例如“房地产开发项目”，尚未物化为土地使用权或房屋时，价值不确定，以其为对象的权利，不属房地产特殊财产权。其次，作为标的物的房地产原则上应当已经特定化。(4)具有财产性。本身不是金钱请求权，但可通过换价程序转变为现金，或者是换价程序的前提。(5)是一种期待权。执行时不必业已到期，附有条件尚未成就，或附有期限尚未届至，或被执行人尚须为对待给付的，也可供执行。
二、各类房地产特殊财产权的具体认定
(一)房地产特殊财产权的基本形态
经检索国内文献，似乎尚无发现有对房地产特殊财产权的基本形态，作出较为完整而准确地界定的。但这一问题，是下文具体认定房地产合作开发、商品房买卖中的特殊财产权，进而论述对其如何强制执行的立论基础。在此，笔者认为，房地产特殊财产权的基本形态主要有：
1、房地产物权移转请求权。主要指基于债权或物权得请求办理房屋所有权或国有土地使用权过户的权利。基于债权的，例如因买卖、转让、互易、赠与、拆迁安置等合同，房地产受让人给付对价后，得请求办理过户登记。过户登记前，房地产受让人并未取得物权， 但请求移转物权的权利本身仍具有一定的财产价值，属于特殊财产权。故若受让人作为被执行人时，执行法院不能直接对该房地产本身查封、拍卖，但得以该请求权为标的强制执行。基于物权的，例如出典人未依法依约行使回赎权时，典权人得请求移转典物的所有权。
2、房地产物权设定请求权。主要指基于债权或物权得请求在房地产上设定国有土地使用权或抵押权等他项物权并办理登记的权利。原因同“房地产物权移转请求权”。例如，依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已全部缴纳了出让金的，有权请求土地主管部门办理土地使用权登记。又如，第三人为他人金钱债务供房地产作抵押，但尚未办理抵押登记的，债权人有权请求抵押人办理抵押登记。
3、房地产共同共有权。所有权具有整体性，一物之上，不得同时有数个所有权。在共有的情况下，共有各方的整体才是真正的所有权人。 故房地产共有权，也属房地产特殊财产权的范畴。但房地产共有权，有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之分。 前者如，2人以上共同出资购买或建造房地产，约定各自份额。后者如，基于合伙、婚姻、继承等公同关系而共有房地产。在按份共有时，“按份共有人按照其份额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物权草99)，“按份共有人可以转让其享有的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份额”(物权草106)。而在共同共有时，“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共同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 (物权草100) ，“各共同共有人之权利，及于共同共有物之全部”， 无所谓份额。故对房地产按份共有权份额的执行，有的法律规定准用不动产执行的规定(台强执102)，但对房地产共同共有权的执行，仍属对特殊财产权的执行。
4、房地产用益债权。主要指基于租赁、承包、借用等享有的使用、收益房地产的权利。例如，房屋承租权、商场承租权、酒店承包中涉及不动产部分的使用收益权等。又如，国有土地使用权除了依法出让、转让外，也可以租赁，承租人享有土地用益债权。集体土地虽不能像国有土地使用权那样出让、转让使用权，但可以由集体成员承包，这种承包权在物权化前，也属特殊财产权的范畴。此外，目前许多用地企业转向农村，以租赁、联营等各种形式，实际上取得集体土地的某种的使用收益的权利，如受法律和合同的保护，也当属特殊财产权的范畴。注意，房地产用益债权，如以当事人间的信任为基础的，应经出租人(或出包人、出借人)同意，方可强制拍卖；其次，部分房地产用益债权在一定条件下得对抗物权，如“买卖不破租赁”。
5、房地产担保物权。指房地产抵押权、建设工程法定抵押权(即工程款优先权)。但仅可随被担保之主债权而被执行。例如，被执行人对第三人有一笔金钱债权，第三人或他人提供房地产作抵押，当法院就被执行人对第三人的金钱债权执行时，可以同时就被执行人对抵押人的抵押权执行，抵押人对抵押权无异议的，查封、拍卖抵押不动产。
6、房地产占有返还请求权。指基于债权或物权得请求返还房地产的权利。基于债权的，例如因解除房地产转让、代管、租赁、承包、借用等合同而生的请求返还房地产的权利。基于物权的，例如土地或房屋为第三人无权占有（如强行侵占），所有权人得请求返还；又如典物的所有权人行使回赎权，得请求返还典物；再如继承人得向无权占有人请求返还遗产。注意：返还占有本身，并不能带来现金价值，但它是强制执行房地产物权的前提。例如，被执行人出租店屋，标的物已交付，承租人未依约足额支付租金，被执行人行使合同解除权。此时，房屋仍属被执行人所有，法院可查封、拍卖。但要使承租人交出房屋，还得就被执行人对于承租人的占有返还请求权为强制执行。
(二)房地产合作开发中的特殊财产权
由于土地供给和房地产开发秩序混乱等原因，房地产开发中，经常出现合作开发的情形。而合作双方对房地产各自拥有什么样的财产权，对强制执行意义重大。笔者分别从合作双方法律关系上，逐一分析。
1、法人型。即双方作为股东共同设立以特定项目为目的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以土地使用权入股的，约定折价，并移转登记到公司名下（有的未事先将土地使用权办理过户手续）。此时，房地产属“法人财产权”。当项目法人作为被执行人时，执行法院可以对房地产依关于不动产执行的规定执行之，当合作各方作为被执行人时，执行法院只能依股权执行的规定执行之。但：(1)合作一方以土地使用权入股，如果未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到项目法人名下的，土地使用权仍属供地方，但项目法人对供地方享有移转土地使用权请求权。(2)合作各方依公司章程或决议，将特定房地产作为实物红利分配的，合作各方可行使股东红利分配请求权，对项目法人享有房地产物权移转请求权。(3)项目法人依法解散清算后，如有剩余房地产，决定以实物返还给股东的，合作各方则可行使股东剩余财产返还请求权，对该项目法人享有房地产物权移转请求权。
2、合伙型。即双方签订合伙协议，一方提供土地使用权(有的未将权属变更为双方共有)，另一方提供资金和技术，或者一方提供项目，另一方提供资金，或者双方都各自提供资金，以双方名义共同开发，各自分得特定房地产，其中需要向社会销售的，约定以共同名义、各自名义或一方名义销售。此时，房地产属“合伙财产”，未经分割，合作各方只享有共同共有权。当合作各方以一个合伙整体共同作为被执行人，执行法院可以直接对房地产依关于不动产执行的规定执行之。当合作各方单独作为被执行人或非因合伙事业成为共同被执行人时，执行法院只能对其享有的房地产共同共有权，依关于特殊财产执行的规定执行之。但，上述法人型的三种例外，亦类似存在。
3、隐名型。即以一方的名义开发，另一方约定分得特定房地产。其中，以供地方名义开发的，将约定的房屋及其土地使用权移转给供资方。以开发商名义开发，另一方提供土地使用权的，将约定的房屋移转给供地方，供地方将约定的土地使用权移转给开发商。以开发商名义开发，另一方提供资金的，开发商将约定的房地产移转给供资方，或者交由供资方预售而直接收得价款，或仍由开发商预售而由供资方收取价款。此时，合作双方的法律关系，是承揽、互易、隐名合伙还是买卖，颇有争议， 在此不作详述。然在强制执行程序上，富有意义的在于：(1)以土地使用权投资的，是否事先移转权属？笔者认为，未事先移转的，土地使用权仍归供地方，房屋竣工后，另一方有权请求移转约定分得房屋项下的土地使用权。(2)房屋的所有权在谁？新建房屋的所有权属于原始取得，原则上“谁建造谁取得”。但由于房地产开发中不规范的作法，立项批准书、土地使用权证、建设规划许可证、建筑施工许可证、预售许可证等上面体现的权利人可能不一致，给判断真正建造人带来困难。 对此，我国法律并无明文。现有物权法草案和司法解释，过于含糊。 笔者认为，已有所有权初始登记的以初始登记为准，无初始登记的以预售许可证为准，无预售许可证的以建筑施工许可证为准，最后再辅以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土地使用权证、立项批准书、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书等。在执行程序中，根据上述表面证据材料，即可初步确定新建房屋的原始取得人，相应地，合同约定另一方有权分得房屋的，另一方则享有对该房屋所有权的移转请求权。(3)约定分得的房屋是否对外公开预售？若合同约定，有权分得房屋的另一方有权以自己名义预售并直接收取价款，则这种“预售”，性质上应解释为是转让“房屋所有权移转请求权”，而非直接转让“房屋所有权”本身。若合同约定另一方有权分得房屋，但同时约定仍由开发商预售而由另一方监管价款并最终收取的，笔者认为，这时另一方的请求权仍属金钱债权，不属房地产特殊财产权。
(三)商品房买卖中的特殊财产权
商品房买卖，按房地产开发进度和买卖双方的合意程度，可分为四种形式。一是早期内部协议。即在符合预售许可条件前，甚至在房屋动工建造前，双方基于特殊的信任关系，达成特别协议，开发商将未来预期开发成功的房屋预先承诺出售给购买人，购买人支付定金或者部分乃至全部价款。开发商多为套取建设资金或炒作楼盘，购买人多为炒卖楼花，房屋套数较多，标的金额较大，与合作开发近似，但不干预开发事务。二是认购书。即在项目开盘时，双方签订格式认购书，就房屋买卖的有关事宜初步达成合意，并预交定金，约定双方将来正式签订预售合同，经开发商同意，购买人也可以转让认购书。开发商往往未取得预售许可，变相提前销售。三是预售合同。合同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的主要内容，购买人先支付定金，短期内登记备案后支付余款，并约定交房和过户期限。根据司法解释， 认购书内容符合预售合同要求的，得认为预售合同。四是现售合同。此时，开发商已将开发成功的房地产初始登记在自己名下，双方签约后短期内付款交房，并办理过户。此外，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也是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特殊形式。商品房买卖中双方对房屋各自拥有什么样的财产权，对强制执行意义重大。笔者下文逐步分析。
首先，无论采取哪种法律形式，双方订立的合同，除非另有原因，真实意思表示应受法律保护，不因登记备案、预售许可等行政规制，而简单地否认其合同的效力。司法解释明文规定：“当事人以商品房预售合同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 该解释虽然规定：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 但这仅是针对“预售合同”,从该解释上下文的旨意看，虽不认可“认购书”为“买卖合同”，但也承认其仍是一个独立的合同——预约合同。 而对“早期内部协议”，该解释尚未置可否。笔者认为，合同法的同理，“早期内部协议”也不失为一种独立的合同，只是不能适用预售合同或认购书的有关特别规定而已。
其次，无论采取哪种法律形式，只要房屋所有权未过户，开发商始终仍是原始取得人，买方对房屋的权利仅限于不同程度的期待债权，而非物权。即使预售备案登记，其性质上只是预告登记，而非物权登记。此时房屋尚未生成，未有“物”，何来“物权”？
第三，在上述四种法律形式中，买方对合同的履行预期，随着房屋开发的进度而加强；相应地，买方对房屋的请求权的受保护程度，应当越接近于物权。现行司法解释，倒是在一定条件下，已经承认商品房消费者对预购房的权利优先于工程款和抵押权，承认房屋被拆迁人有权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物权法草案第21条也规定，当事人约定买卖期房或者转让其他不动产物权，预告登记后，债务人未经债权人同意，不得处分该不动产。不过，笔者认为，这种优先权，性质上只是类似劳动债权、船舶优先权等特种债权而已。而且，从条文表述看，只是限制债务人的自由处分，未明确是否对抗第三人尤其是法院的强制执行。
综上，无论采用了何种法律形式，当开发商作为被执行人时，执行法院可以直接对房屋，以关于不动产执行的规定执行之。当购房人作为被执行人时，要区别对待。若仅是早期内部协议或认购书，购房人可以请求开发商继续履行合同，但却无权直接请求交付房屋或移转所有。若已是预售甚至现售合同，购房人则有权请求交付房屋并移转所有，如已备案登记，或消费者已交付全部或大部分款项，或属拆迁安置房屋的，这种请求权可被赋予某种优先性。
三、对房地产特殊财产权执行的程序
就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享有的房地产特殊财产权的执行，现行法律未作明确规定。“到期债权”的执行，虽不限于金钱债权，但由于程序设计的先天缺陷，导致执行实践中多不予采用，而是直接采用裁定加协助执行通知的做法。这种做法，没有法律依据，且未充分保障第三人异议权。借鉴传统大陆法系的强制执行法，本文作如下设计：
(一)房地产特殊财产权扣押程序
所谓扣押，即禁止被执行人收取房地产或处分其权利，禁止第三人为有碍扣押效果的行为。扣押，与查封、冻结作用相同，只是语文上区别起见。
扣押的形式与内容。扣押，形式上可用裁定书。裁定的内容，要依被扣押特殊财产权的具体内容而定，通常含有四个禁令：一为禁止被执行人受领，如扣押房地产物权移转或设定请求权的则为禁止收受房地产或申请过户。二为禁止被执行人为其他处分，如让与、免除、抵销或者允许延期等是。三为禁止第三人履行，如扣押房地产占有返还请求权的则为禁止交付房地产。四为禁止第三人为其他处分，如扣押房地产共同共有权的则为禁止擅自转让或分割房地产等。但裁定书切不可把权利扣押表述为直接对不动产本身的查封。记载被扣押的财产权，须足使其特定或可得特定，以确定效力范围。还应记载第三人有权在法定期间内提出异议以及逾期未提出异议的法律后果。
扣押裁定的核发。应采当事人申请主义。发裁定前，应依申请人的陈述，调查该权利可否扣押。至权利是否存在，系实体上问题，本毋庸调查，亦不得以权利非真实为由驳回申请(台强执119)，但目前我国尚缺乏对第三人异议的法定救济途径，还得强调执行法院的前期调查工作。为防止被执行人及第三人逃避执行，发裁定前，不得讯问被执行人及第三人(日民执145、台强执9)。裁定书应送达于被执行人及第三人，如被执行人下落不明，得为公告送达。但如第三人下落不明时，笔者倾向于不宜公告送达，否则将剥夺其异议权。扣押裁定于分别送达被执行人或第三人时分别发生效力，但送达前已为扣押登记者，于登记时发生效力。已为送达后，应通知申请执行人，以便其申请强制换价。
扣押的登记。被扣押的房地产特殊财产权，如需登记方可达到扣押效果的，应将扣押裁定书附协助执行通知书送达登记机关，由登记机关相应登记。例如扣押房地产移转或设定请求权和房地产共有权等，土地或房屋行政主管机关应当在土地或房屋登记簿上登记扣押事由，限制物权自由处分或分割。这种登记，与旨在限制所有权的不动产查封登记，效果与手续上相同，只是登记事由相异。
(二)房地产特殊财产权换价程序
第三人未于法定期间内申明异议时，执行法院得因申请执行人之申请，进入强制换价程序。申请执行人逾期未申请的，应视为撤回申请，撤销扣押。
依权利执行方法。是指以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享有的“房地产特殊财产权”本身为标的，经评估后予以拍卖、变卖或强制管理(程序上可参照不动产执行程序)，将所得价金，清偿申请执行人。当然，不排除在符合法定条件时，得直接裁定以“权利”抵债，由申请执行人取得被执行人对于第三人之权利人的地位，以求迅速结案。此种方法，适合于对房地产用益债权的执行，或者房地产短期内尚不具备变现能力的情形。
依不动产执行方法。就被执行人请求第三人移转或设定房地产物权的权利为执行时，得直接裁定将房地产物权移转或设定于被执行人并予查封，认为适当时，得命令第三人将该房地产交与法院占有，最后再依不动产执行的规定，予以拍卖或强制管理。当然，符合法定条件的，也可裁定以物抵债。
房地产共同共有权的特别方法。遗产、合伙财产、夫妻共有财产的共同共有权，人身关系存续中，原则上不能强制转让，共有财产非依法亦不得强制分割。 为此，传统大陆法系民法多特设规定。例如对于遗产，继承人得随时请求分割， 且通说认为继承人的债权人得代位行使这一请求权。 对于合伙财产，合伙人的份额被扣押的，该合伙人当然退伙。我国合伙企业法亦有类似规定。 退伙后，由申请执行人代位行使出资返还请求权及利益分配请求权，分割共有房地产后而为执行。至于登记在夫妻双方名下的共同共有房地产，除非婚姻关系终止，原则上不应强制分割，只能通过扣押共有权，无限期地限制其自由转让。不过，在我国，夫或妻一方的债务，无特别情形，均被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故一般不会出现此种情形。
(三)第三人异议程序
第三人不承认被执行人的房地产特殊财产权之存在，或于数量有争议或有其他得对抗被执行人请求的事由时，应于接受执行法院命令后若干日内，向执行法院书面申明异议。执行法院应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认为第三人之异议不能成立的，得于收受前项通知后若干日内起诉第三人， 并应向执行法院提供已起诉证明并告知被执行人。被执行人亦否认其权利时，并得以被执行人为被告。被执行人也可以主动申请作为原告或被告参加诉讼。债权人未在法定期间内提供已起诉证明的，执行法院得依第三人的声请，撤销执行行为。
第三人未在法定期间内申明异议的，执行法院得因债权人的申请，进入上述换价程序。此时，第三人仍得以上述事由，另行向管辖法院提起异议之诉。但除非法院因必要情形或依声请定相当并确实的担保，执行不予中止。此外，被执行人对于第三人的房地产特殊财产权，已有生效判决、裁定或调解确定在案，第三人虽在法定期间内申明异议，但其异议事由已为上述判决、裁定和调解所否定的，视为未在法定期间内申明异议。
当然，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我们只能在执行程序中，依靠扣押前的调查取证，扣押后的开庭听证，充分听取意见，注重实体审查，换价前合议，遇到重大疑难争议，告知当事人及时通过普通诉讼程序解决，诉讼终结前酌情予以暂缓换价等措施，尽量保障各方的合法权益。
(四)请求权冲突和执行程序竞合
对同一房地产，除了本案就被执行人对第三人房地产特殊财产权的执行程序，他案申请执行人也可能基于别的请求权，同时或先后申请强制执行，这就产生该优先执行哪个请求权的问题，强制执行法理论上称为“执行程序竞合”。
例如，甲开发商与乙国企合作开发房地产。乙国企提供划拨地，约定分得房屋，并过户土地使用权给甲。甲向丙银行贷款，以在建房屋(包括约定分给乙国企的部分房屋)抵押，后拖欠丁建筑公司工程款。陈某向甲开发商预购一套商品房(约定分给乙国企的，未被抵押)，交付全部房款，尚未备案。此外，陈某拖欠林某借款，乙国企拖欠戊贸易公司货款。戊贸易公司最先起诉乙国企，诉前预查封若干套约定分给乙的房屋(包括已预售陈某的那套)。乙国企诉请甲开发商交付约定分得的房屋并过户，林某诉请陈某还款，丙银行、丁建筑公司也分别诉请甲开发商还款。乙国企、陈某、甲开发商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乙国企、陈某均愿以房偿债。
戊贸易公司、林某分别申请对房屋执行，正是就被执行人对于开发商的特殊财产权(这时是房屋所有权移转请求权)的执行。乙国企的请求权属于物之交付和物权移转行为请求权。丁建筑公司、丙银行的请求权是金钱债权，但有法定优先权或抵押权。这些执行程序存在竞合。在约定分给乙国企而被预售给陈某的那套房屋上，戊贸易公司与林某的程序竞合，二者又分别与丁建筑公司的程序竞合。乙国企与丙银行的程序，在被抵押的房屋上也产生竞合，二者又分别与丁建筑公司的程序竞合。乙国企还与林某的程序竞合。如果本案土地使用权未过户，冲突和竞合的情形将更加复杂。
如何解决执行程序竞合，其说有三：(1)执行法院无判断实体上权利关系孰优的权限，自应依申请的先后顺序处理。(2)应视非金钱请求权是否基于物权或是否依法有优先权而定；(3)原则上应依申请先后顺序处理，但申请执行在后者系基于物权或有依法有优先权的，应优先于申请在先的金钱请求权，我国现行司法解释采此说。 笔者也赞同第(3)说，因为法律上如有优先顺位明确规定的，执行程序自当直接适用，不必过份拘泥于审执分离原则。依此原理，上述系列执行案件，如无其他应予考虑变通的情节， 应当：(1)最优先实现林某的债权。裁定将陈某的预购房移转给陈某后予以拍卖，得款清偿林某，余款退还陈某。林某对陈某虽也只是金钱债权，但陈某对预购房却享有某种优先权。本案预售虽未备案登记，但陈某已支付全部价款，根据最高院司法解释，丁建筑公司的工程款优先权不得对抗陈某。戊贸易公司虽诉前预查封，但查封本不应产生优先权，这已为中国强制执行法草案所采纳。 (2)次优先实现丁建筑公司的债权。拍卖其他房屋，得款优先清偿丁公司。乙国企不是消费购房，其请求交付并过户房屋的权利，与金钱债权的顺位相同，不得对抗丁公司。戊贸易公司的预查封也是基于乙国企的请求权，同理。(3)再优先实现丙银行的抵押权。抵押权范围内的房屋，未被丁建筑公司申请拍卖的，予以拍卖，得款优先清偿丙银行；已被丁公司申请拍卖但有余款的，亦同。(4)依法实现工程款优先权和抵押权后，丁建筑公司、丙银行的债权如仍有剩余，与戊贸易公司、乙国企的请求权顺位相同，应依申请执行的先后顺序处理。本案戊贸易公司申请预查封在先，故预查封范围内的房屋，未被拍卖的，登记到乙国企名下后予以拍卖，得款清偿戊贸易公司，余款退还乙国企。(5)约定分给乙国企的房屋，未被上述执行的，应依丁建筑公司、丙银行和乙国企申请执行的先后顺序处理。乙国企未获房屋部分，得另行诉请甲开发商赔偿。
试论判例法的适用方法
刘　静

　　判例法主要通行于以英美法为代表的普通法国家，一般是指某一法院的判决，或者是一个判决所含有的法律原则或规则，对其他法院(或甚至对本院)以后的审判具有作为前例的约束力或说服力。这一法律形式与制定法不同，主要是司法活动的产物，其创制和适用是为同一司法过程所实现。认识判例法，关键在于认识其司法过程及其适用中的方法和技术，这种方法和技术通常表现在司法过程中对判例的遵循、分析、归纳、创制和解释中。这里主要介绍其两种适用方法：
一、遵循先例
　　遵循先例是英美判例原则的一个最为普遍的术语。该术语是拉丁语“遵守判例，不扰乱确立的要点”的简略形式，1即是指某个法律要点一经司法判决的确定，即构成了一个日后不应背离的先例，或者说，一个恰好有关的先前案例，必须在日后的案例中得到遵循。然而，并非司法判决中所作的每一个陈述，都是一种应当在日后案件中加以遵循的权威性渊源，只有那些在早期判例中被称之为该案件的判决根据的陈述，才能在日后的案件中被认为是具有约束力的。2通常，司法过程中，法官找到相关的先例后，接着还要寻找先例中的“判决根据”，只有“判决根据”被认为是可以适用于当时案件事实情况时，先例才可对当前案件产生实在的拘束力，所以，确定“判决根据”是司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判决根据”并不一定是先例结构中的某一特定部分，它是法官在先例中明确表示的、或蕴含的直接支持其判决的法律规则或原则。有时先例中会存在两个或更多的直接支持判决的规则或原则，这样判决中就可能有多个“判决根据”。因此，“判决根据”的寻找极为复杂且具有高度的技术性。大体而言，有三种方法可供法官选用或并用。
　　(一)如果法官在先例中明确宣布了法律规则，而此法律规则又是针对其判决的，那么这一规则就是此判决的“判决根据”。哈斯伯雷在其《英格兰法律》一书中曾说：“可以立下这样一个一般法规则：在法律判决之中，只有宣示了确实据以解决了问题的理由或原则的那一部分，才对同级或下级法院具有拘束力，这部分包含的原则构成了先例的唯一拘束力要素，它常被称为‘判决根据’”。3
　　(二)审理本案的法官从先例中自己总结出足以解释先例中判决的法律原则，这一原则即可以被看作是先例的“判决根据”。萨尔蒙德在其《法理学》一书中曾说：“先例是其自身包含有某一原则的司法决定，它隐含的原则是其约束力的要素，通常被称为‘判决根据’”。4埃德蒙·摩根也以同样的方式将“判决根据”定义为“司法意见中那些提出了为法院所适用的法律规则的部分，而且适用它们乃是裁决当事人提出的问题所要求的。”5
　　(三)比照先例法官所认定的实质性事实和以实质性事实为基础的判决，找出先例的“判决根据”。这一方法由英国法学家阿瑟·古德哈特所首倡。据他的观点，“判决根据”应当通过这样一种方法加以发现，这种方法就是对那些被审理(作为先例加以援引的)案件的法官视为是实质性的事实进行考虑，并对他在这引进事实的基础上作出的判决进行考虑。6而所谓实质性事实，也即实际决定案件结果的事实，它们决定案件中所涉法律问题和处理结果，是判决的直接依据，没有这些事实就得不出这样的判决。这样的事实即是实质性事实。
　　综上可知，第一种方法是寻找先例法官在司法意见中所明确宣布的法律原则，非常重视法官在先例中的言辞，因而更具有确定性。第二种方法是本案法官从先例的司法意见中总结出法律原则，所依据的是先例法官的见解和推理，因而也比较重视先例法官的言辞，但由于本案法官要自己总结出法律原则，而不因循先例法官的言辞，所以比第一种法较具灵活性。第三种是从实质性事实和判决出发找出判决根据，对先例法官意见不够重视，即使也要研究司法意见，但其目的在于确定实质性事实，而不是受先例法官意见的约束，因而最灵活。
　　“判决根据”的寻找是判例法适用的重要环节，然而由于法官采用的寻找方法不同及表述先例事实要素所用概念抽象程度不同，不同的法官可能会从同一先例中找到不同的“判决根据”。澳大利亚法学家斯通认为：“‘判决根据’是一个语义指涉不定的范畴。先例中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判决根据，而是有许多潜在的判决根据。这样，法官就会有很多选择余地，法官总是根据他处理当前案件时的情况，依照他从他所在的社会中所摄取的价值观念作出选择，把新的社会内容注入其判决中，因而先例中‘判决根据’是不断更新、不断演变的。表面看，还是原来的判决根据，但由于后来法官的不同解释，往往会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这是普通法发展的奥秘所在。普通法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历史联贯性而不被时代的更迭所淘汰，就在于其‘判决根据’的可伸缩性。‘判决根据’是协调法律稳定性与法律适用性的内在机制。”7可见“判决根据”的真正和详尽的含义往往是逐渐地发展起来的，而且它还需要经过一系列涉及先例中所表现的情形的种种变化形式的判例的发展，直到一个具有一些例外的成熟的法律规则取代了先例中那个不完善的阐述形式为止。也就是说，尽管先例试图确定某个法律规则，但它却无法明确规定该原则的外部界线，因此，还需要通过判例的整个发展过程来加以划定。
二、形式推理与实质推理
　　(一)形式推理
　　形式推理，在判例法适用中是指从先例确立的法律规则和原则中推出本案结论，通常有演绎、归纳和类比三种。这里主要介绍归纳推理的适用。所谓归纳推理是指从诸多与本案有关的先例中总结出适用本案的法律规则的推理形式。一般而言，与本案有关的先例往往不止一个，双方当事人的律师总是引出许多先例为自己一方辩护。该情形下法官一般不只依据某一先例就作出判决，而是逐一研究每一先例，从诸多先例中总结出适用本案的法律规则。引用的先例愈多，判决就显得更令人信服，而且单个先例中的规则往往是针对其自身案件性质作出的，或者可能被认为是不恰当的，这时法官需要比较各有关的事实和判决，从中归纳出适当的法律规则。所以，归纳推理在判例法的适用中起着主导作用。在此特以1916年美国的“麦克弗森诉别克汽车公司案”8为例说明归纳推理的适用。
　　该案案情是：被告别克汽车公司向汽车零售商出售一辆别克汽车，零售商又把此车售给原告麦克弗森。由于一车轮在制造上有缺陷，致使汽车在行进中突然翻倒致原告麦克弗森受到伤害。有关证据表明，如果事前被告对车轮进行合理的检查就能发现其缺陷，但被告没有这样做。而由于原告并非直接从被告那里直接购得该汽车，所以被告应否承担过失责任，尚属疑问。这成为该案处理的关键问题所在。卡多佐法官引证了许多先例，试图从诸多先例中归纳出适用本案的法律规则：1852年的：托马斯诉温切斯特案件，9被告由于过失把颠茄剂这一毒药贴以蒲公英制剂的标签，出售给药剂师。药剂师又将此药卖给原告，致原告中毒。法院判原告胜诉，认为把毒药错贴标签会给任何得到它的人带来急迫的危险，不论药物的合法使用者是否与被告有合同关系，都应负过失责任。而1882年的“德夫林诉史密斯案”10中，被告制造有一缺陷的脚手架卖给油漆师，结果油漆师的雇员从脚手架上跌下致死。法院判决原告胜诉，理由是“象脚手架这样的东西，如果在制造上有问题是极其危险的。被告知道脚手架是给工人用的，因此，不仅对与其有合同关系的油漆师，而且对与其无合同关系的工人，被告都有确保质量的义务。在1909年的“斯塔特勒诉雷制造公司案”?中，原告从批发商那里买得一个被告制造的大咖啡壶，由于做工有缺陷致使咖啡壶在加热过程中爆炸，致使原告严重受伤，法院判决原告胜诉。因为象咖啡壶这类东西，如果制造上有问题，在使用中会给许多人带来严重的危险。
　　通过考察这些先例及其他先例，卡多佐法官得出了适用本案的法律规则。他在判决中指出：具有急迫危险性的产品概念并不局限于毒药、爆炸物或其他同类物品，而应扩大到对人身有危险性的一切物品。如果一切物品制造上有过失，依其本质，可合理确定将使生命和躯体处于危险之中，那么它就是一件危险物品。除此项危险因素之外，制造商者知悉该物品将由购买者之外的第三人不经检验而使用，则无论有无契约关系，该危险品的制造者都负有仔细加以制造的义务和责任。卡多佐法官在该案中宣布：制造商给予注意的责任不受合同关系的限制，受害人无须与制造商有相互关系即可获得赔偿。纽约州法院依此判定别克汽车公司应向麦克弗森承担过失责任。?
　　可见，归纳推理是从以往的案件到目前案件，它不仅是法律适用所必须的推理，而且在归纳推理中也发展了法律规则。因为，在归纳推理过程中对以往的先例进行了考察，并将其原则适用于新的社会情况。新情况不断增加，先例的规则就会不断变化。
　　在前述“判决根据”寻找时已说明，要确定先例确立了什么原则有多种方法，法官有很大的灵活性，因此，从众多的先例中归纳出法律原则也有灵活性。例如，法官可能从先例中归纳出很具体的规则，也可能归纳出很抽象的规则，这样其适用范围就大不相同。如在上述“麦克弗森诉别克汽车公司案”中，卡多佐没有受先例法官词句的限制，因而归纳出其抽象程度足以涵盖本案的规则。而在本案中持不同意见的巴特利特法官就与卡多佐法官不同，他更注重先例中的具体事实和先例法官的意见，从而认为从先例中归纳不出支持后者的结论。如他认为“托马斯诉温切斯特案”所涉及的毒药，是具有内在危险性的东西，即在正常状态下使用时也会给人带来危险；“德夫林诉史密斯案”中的脚手架是否真的是“内在危险性”的物品可能有疑问，但审理此案的法官就是把它当作“内在危险性物品”的，并认为只有在“内在危险品”上有过失时，物品制造者才对直接购买者之外的承担责任，但汽车不属于这样的物品，汽车制造公司对麦克弗森不负有过失责任。可见，法官对先例的态度认识不同，从中归纳的结论也会不一致。
　　(二)实质推理
　　在英美法中，存在着很多的司法判决，即当实在法未授予法院以任何特殊权力去根据衡平法的考虑裁决“未规定案件”时，法院却以“自然主义与理性”为由而对新的情形加以救济。?这便是实质推理的具体应用。所谓实质推理，是指在没有适用于本案的现行法律规范或对现行法律规范存在疑问时，依据法律精神、正义观念、国家政策、道德伦理和社会习惯等实质性因素来解决争议。据此，则可以弥补形式推理的不足，也可丰富现有的法律规范。实质推理是判例法适用过程中的重要推理形式，它主要存在于下列这些场合：发生了新案件即出现了法律空缺；对本案存在有抵触的先例；适用有关先例会导致极端的不公正。前述的“麦克弗森案”即存在着第二种情况，即有多个相互不一致的先例。究竟要遵循哪些先例，不遵循哪些先例，需要法官在实质推理的基础上作出选择。譬如在“麦克弗森案”中有支持原告请求的先例，如“托马斯诉温切斯特案”、“德夫林诉史密斯案”，也有反对原告请求的先例，如“卢普诉利切费尔德案”。?
　　在“麦克弗森诉别克汽车公司案”中，卡多佐法官在说明为什么要遵循前者而不是后者时进行了许多实质推理：
　　“无论如何，如果制造上有缺陷，汽车的性质决定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危险提出警告。汽车按设计每小时要走50英里，除非轮子安全可靠，产生的伤害几乎是必然的。被告知道危险，他也知道汽车会被购买者之外的第三人使用，这从它的型号就可明显看出：有供三个坐的座位。且从购买者是零售商，他要把买来的汽车转卖出去这一事实也可明显看出：从某些方面可以确定地说，零售商的确不是要使用汽车的人，可被告却要我们承认仅他是法律保护的对象，法律不会让我们得出这样不一致的结论。公共马车时代的先例不再适用今天的交通条件了，危险必须是急迫的这一原则并未改变，但适用这一原则的事物的确会变，不断发展的文明社会生活要求它们是什么，它们就是什么。”?
　　显然，卡多佐法官在此是以汽车的性质和时代的需要来支持其法律主张的，其适用的实质推理很明显。
　　综上所述，在判例法的适用中，形式推理与实质推理是法官较常引用的两种推理方法，一般较少仅用其中之一，而是常常同时并用，双管齐下。法官一方面要引证先例作为判决的权威依据，另一方面也时常陈述实质理由以增加判决的说服力。普通法国家的法院判决似一篇论文，其论据不仅包括先例或制定法，也常包括正义观、法律政策、道德信念与社会倾向等实质因素。形式推理体现了法律的强制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等性质，实质推理则反映了法律的合理性、灵活性和适应性等性质。过分注意前者，忽视后者，可能导致法律的僵化；反之，过分注重后者，忽视前者就可能导致法律的混乱甚至是法官的专断。因而，如何在两者之间作出恰当的平衡，始终是法官所面临的任务。我国法律传统和法律制度虽不是判例法制度。但在当今两大法系日趋融合的发展趋势下，判例法的适用可能性及其作用也正日趋扩大，研究判例法的适用方法对法官分析和处理案件不无裨益，尤其是形式推理与实质推理的适用方法更是可资借鉴。
　　
　　(作者单位：国家法官学院)
　　
　　
　　
　　注：
　　12(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第521页，第530页。
　　3Halsury，lawsofEngland，40YaleLawJournal1930，第162页。
　　4Salmond，《Jurisprudence》7th.ed.1924，第201页。
　　56同12注。
　　7J·Stone，TheRatiooftheRatioDecidendi，22ModernLawReview,1959。
　　8MacphersonV.BuickmotorCo217.N.Y.382。
　　9ThomasV.Winchester，6N.Y.387.57AnuRep.455(1852)。
　　10DevlinV.Smith89，N.Y.470，42AmRep·311（1882)。
　　?StatlerV.RayMfg.Co195N.Y.418NE1063（1909）。
　　?W·Pagekeoton，DavidG·Owen，ProductLiabilityandSafety第48－52页。
　　?同注12第427页。
　　?LoopV.Litchfield，42N·Y·551.Am，Rep,531。
　　?同注?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