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关于严厉打击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的通知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
（局）：
随着“扫黄”斗争的深入开展，制作、贩卖、传播、走私淫秽物品的犯罪分子，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但是，非法出版犯罪活动仍然比较严重。突出表现是：已经明令查禁的宣扬色情、凶杀暴力、封建迷信和反动内容的出版物，经改头换面，重新出笼；有的已被撤销的出版单位还在
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个别出版、发行单位，继续违反出版管理规定，出卖书刊号，大量出版、征订、发行有害书刊；有些印刷厂见利忘义，违法承印非法出版物。
为了依法严惩非法出版犯罪活动，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出了《关于依法严惩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的通知》，明确规定：“以牟取暴利为目的，从事非法出版物的出版、印刷、发行、销售活动，非法经营或者非法获利的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的，以刑
法第一百一十七条投机倒把罪论处；数额巨大的，适用刑法第一百一十八条；情节特别严重的，适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但是，这一重要的司法解释颁布以来，有些地方还没有认真执行。许多已经构成犯罪的案
件，没有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以罚代刑的情况还很严重，致使一些犯罪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打击，继续从事非法出版犯罪活动。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不利于“扫黄”斗争的深入进行，而且会危及前一阶段“扫黄”的成果，甚至会使制黄、贩黄的浊流卷土重来。
现再次重申：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务必严格执行高法、高检《关于依法严惩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的通知》。关于从事非法出版活动构成投机倒把罪的数额标准，在未作出新的司法解释之前，仍按高法、高检一九八五年七月八日《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
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和高法、高检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五日《关于当前处理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投机倒把犯罪案件的规定》执行。对于非法出版犯罪案件，决不能只由行政部门罚款了事。公安机关应当及时立案、侦查，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均
应及时受理；人民法院应当根据上述高法、高检的通知，依照刑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有关决定，予以惩处。对于从事非法出版犯罪活动的单位，应当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坚决纠正和防止“有案不查、立案不结、以罚代刑、重罪轻判”的
现象。要抓紧处理一批大案要案，并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介，扩大宣传，以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把“扫黄”斗争进一步引向深入。
以上通知，望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有什么问题，请及时报告。

附一：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节录）
三、关于投机倒把罪的几个问题
（二）关于如何认定投机倒把“情节严重”的问题
“情节严重”是刑法规定的投机倒把罪构成的必要条件。认定“情节严重”，应当以非法经营的数额或非法获利的数额较大为起点，并结合考虑其他严重情节。
目前对于追究投机倒把罪的数额起点不宜规定太死，应本着既有统一的衡量标准，又可以因地制宜、适当掌握的原则，把数额和其他严重情节结合起来认定。对非法经营数额在一万元以上，或者非法获利数额在三千元以上的，一般可视为“数额较大”。同时，应结合考虑其他严重情节
，例如：多次进行投机倒把活动，经行政处罚仍不悔改的；利用职权进行投机倒把活动，影响很坏的；哄抬物价，严重扰乱市场，引起民愤的，等等。
对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或者非法获利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一般可视为投机倒把“数额巨大”。
对非法经营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或者非法获利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一般可视为“数额特别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是认定投机倒把罪“情节特别严重”的一项主要内容。
以上所提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都是供参考的数额。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机关可参照上述数额，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规定本地区应掌握的数额标准。

附二：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处理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投机倒把犯罪案件的规定》（节录）
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进行投机倒把活动，一般以非法经营数额达到三十万元至六十万元，或者非法获利数额达到十万元至二十万元为“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经济犯罪情况，会同有关部门，参
照上列数额意见，提出本地区具体数额标准。并在办理案件中，将本地区确定的数额标准和单位投机倒把的其他构成条件结合起来考虑，决定是否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1991年1月30日
　　摘要：交通肇事罪是一种发案率较高的犯罪。理论和实践中，对于交通肇事罪中自首问题的认定一直存在讨论。由于法律规定的特殊性和实际案件的复杂性，自首在交通肇事罪中的适用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本文试图从自首制度的法律规定谈起，就目前交通肇事罪存在的理论争议进行分析，理论界主要存在的否定论与肯定论两种不同的观点，以及肯定论中分化出的狭义说、广义说和折中说三种学说，结合现行法律法规，对交通肇事罪中自首问题的认定进行探讨，并提出自己的观点——交通肇事罪中成立自首，并贯穿于三个量刑档次。交通肇事后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向公安机关报告发生了交通肇事案件，承认自己肇事并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而交通肇事逃逸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应认定为自首，但在量刑时应依法以较重法定刑为基准，视情况决定对其是否从宽处罚和从宽处罚的幅度。其次通过分析实践中的几个具体案例，结合实际阐述交通肇事罪自首的应用，从而阐明我国刑法关于交通肇事罪的立法本意，以期促进司法上对交通肇事中自首制度的适用。最后结合目前的实践情况，呼吁最高人民法院尽快出台与交通肇事罪相关的司法解释，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对交通肇事罪的自首适用、量刑等方面进行明确细化的解释，使司法实践中的地域差异性减少，最大限度的实现法律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司法目的。

　　一、交通肇事罪中的自首问题

　　（一）关于自首制度的法律规定

　　自首是指犯罪后自动投案，向公安、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机关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行为。我国刑法在总则中对自首制度进行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由此可见，自首的成立需具备两个条件, 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1、自动投案。所谓自动投案, 是指犯罪分子犯罪以后，归案之前，出于本人的意愿而主动向司法机关或者个人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并自愿置于司法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接受进一步交待自己犯罪事实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规定，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

　　2、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规定，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二）关于交通肇事罪中自首问题的理论争议

　　在理论和实践中，对于交通肇事罪中自首问题的认定一直存在着讨论。对于交通肇事罪中是否存在自首问题，理论界主要存在否定论与肯定论两种不同的观点：

　　持否定论者认为，自首是不存在交通肇事罪中的。因为肇事后主动报案、保护好现场、抢救被害人等行为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其他交通法规所规定的行政义务之列，不应认定为自首并于以从宽处理。

　　持肯定论者认为，交通肇事罪和其他分则罪一样，可以成立自首。

　　本文认为，否定论提出的理由难以成立，刑法总则规定的自首制度，应当适用于刑法分则规定的每一个犯罪。除非刑法分则有特别规定，否则刑法总则的规定就必须适用于分则。因此，《刑法》第133条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并没有排除自首制度的适用。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第l款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

　　据此，否定论认为，肇事后主动报案、保护好现场、抢救被害人等行为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其他交通法规所规定的行政义务，再次进行自首认定为重复评价。

　　但在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后，有可能同时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这两种责任并不相互否定和排斥。行政法规定上述义务的目的与刑法规定自首的目的不同，行政法对交通肇事行为的规制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而刑法规定自首的根据：一是因为行为人有悔罪表现，特殊预防的必要性减少（法律理由）；二是为了减轻刑事司法的负担（政策理由）。所以，履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行政义务，并不意味着对自首的否认。

　　进一步来说，《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义务并不完全等同于刑法上的自首。《道路交通安全法》设定的义务是“报案”而不是“自首”，交通事故发生后只要及时主动向有关机关报告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一事实即认为车辆驾驶人尽到了“报案”义务，报警后在肇事现场等候处理并不完全是履行法定义务，而是肇事者自动接受交警处理的意愿表现。若当事人肇事后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向公安机关报告发生了交通肇事案件，但不承认自己肇事，或并未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那么当事人确实履行了行政义务，但不构成刑法上的自首。只有当肇事者履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规定的行政义务又同时符合自首条件时，即肇事后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向公安机关报告发生了交通肇事案件，承认自己肇事并如实供述才构成刑法上的自首。因此交通肇事者履行行政义务与刑法上的自首规定既不矛盾，也无重复评价问题。

　　肯定论者提出的交通肇事罪中成立自首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但因交通肇事罪在立法上分为三个量刑档次，肯定论又分化为三种认识：

　　1、狭义说。交通肇事罪是一种特殊的过失犯罪，自首一般只存在于肇事后逃逸的情况中。

　　2、广义说。自首存在于交通肇事的各个阶段，贯穿三个量刑档次。肇事逃逸后自动投案的构成自首，而肇事后积极进行抢救并向有关机关投案的，也应当认定为自首。只要行为人肇事后有主动向有关机关或人员报案并听候处理的情节，就应认定为自首，予以从宽处理。肇事后畏罪潜逃，后又自动投案、如实供述罪行，并接受审判的，同样应认定为自首。只在从宽处罚的幅度有所不同。

　　3、折中说。交通肇事罪分为逃逸后的自首和肇事后能逃跑而不逃跑的自首。肇事后逃跑又自动归案的自首即狭义说中的主张；肇事后能逃跑而不逃跑的自首则窄于广义说的主张范围。逃跑后又自动归案的自首是一般情形，能逃跑而不逃跑的自首是例外。

　　狭义说和折中说的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认为行政法法定义务排斥自首的适用，将自首的适用禁锢于逃逸之后，上文已经论述过，交通肇事者履行行政义务与刑法上的自首规定既不矛盾，也无重复评价。折中说中所主张的“能逃跑而不逃跑的自首”不仅要考虑案发现场的具体情况，还要考虑当事人的主观心态。在实践中难以认定和操作。

　　2010年1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进一步规范了自首、立功的认定标准，不仅严格了认定程序，还明确了从宽处罚的幅度。

　　交通肇事后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向公安机关报告的，因为这种情形符合刑法总则关于自首的规定，所以应当认定为自首。但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交通肇事后应当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向公安机关报告，犯罪嫌疑人实施的上述行为同时也是履行法定义务的行为，所以，对其是否从宽、从宽的幅度要适当从严掌握。至于交通肇事逃逸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应认定为自首，但应依法以较重法定刑为基准，视情况决定对其是否从宽处罚和从宽处罚的幅度。

　　《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表明，交通肇事后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向公安机关报告并如实供述的情形符合刑法总则关于自首的规定，应当认定为自首。虽然自首行为的内容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其他交通法规所规定的行政义务有部分相同，但两者并不矛盾，而是同时进行的，不影响对自首行为的定性。